皇太极轻轻一句话，“与众共议”制便轰然瓦解。随后，他晴天骤雨，来个180°大转弯，*兄囚弟。这个马背上的“多情天子”，其实也不多情。
努尔哈赤去世之前，心里已有成帝业打到中原去的想法，但当时实力还不够，所以他不敢轻举妄动。他死的时候，正值明天启七年(即1627年)，明室依然有震慑力。正因为如此，努尔哈赤在其汗国政义中没有明确规定传储继立的旨谕。按照他们满族的俗规，长子是承继汗位的首当人选，所以努尔哈赤起先欲立长子褚英，可是褚英却犯了罪，不得已被处死，继承人之位自然而然轮到次子代善的头上。努尔哈赤对这第二个儿子有点讨厌，除了这个代善与其大福晋关系暧昧之外，代善在生活上总让父亲和兄弟们反感。代善为自己修建的住宅府第比太祖努尔哈赤本人的宫殿还要富丽堂皇。其他贝勒们要求代善洁身自好，搬出住宅，并把这座漂亮的宅府作为他们对外、对内宴请、集会的场所。代善哪肯答应，这样又加了一层努尔哈赤对其不满的积怨情绪。还有就是，代善的第二个儿子硕托想弃营投降明军，但未遂。努尔哈赤后来知道详情，是因为代善听信了后妻谗言，代善要*死硕托，这样才逼迫硕托叛逃，众贝勒及大臣将军们之所以没有及时站出来说话，是因为他们恐惧代善夫妇。努尔哈赤对此非常恼火，训斥代善：你真乃混球一个，你够资格当一国之君吗？这是代善被努尔哈赤厌恶的另一原因。
据《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天命七年(即1622年)，八固山王(即八和硕贝勒)等问努尔哈赤：我等何人可嗣父皇？努尔哈赤说：“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八固山王，尔等中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下面就说些八固山王共理国政的好处，也即八旗共决的重要性。
《八旗制度考实》说：“此段文字为太祖制定国体之大训，非太宗皇太极所心愿。”这分析是很中肯的。
后来努尔哈赤逝世了，王氏《东华录·太宗》这样记载：大贝勒代善长子岳托、第三子萨哈廉告代善曰：“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即大位。”代善曰：“此吾素志也。天人允协，其谁不从？”次日，代善书其议，以示诸贝勒，皆曰善。
下面记太宗(皇太极)再三辞谢，众人坚请不已，才始答应。这是历来之官样文章，在官样文章的背面，我们所见到的却是代善与太宗皇太极之间的矛盾，早就很尖锐了。
努尔哈赤生前，虽然未明言将传位于太宗，但后期对皇太极确有偏爱，这自必引起代善的猜忌。天命四年萨尔浒之战，代善请示努尔哈赤后，挥师东向，皇太极却不顾努尔哈赤的劝阻，抢战于代善之前，冲上山岗立功。可见皇太极咄咄逼人之势。
而最突出的是天命六年九月，努尔哈赤向其亲信阿敦(太祖从弟)询问诸子中谁可即位，阿敦起先不敢明白表示，只说“知子莫若父，谁敢有言？”努尔哈赤要他直说，他便说：“智勇俱全，人皆称道者可。”努尔哈赤知道这是指皇太极。
这次密语却被代善得知，因而对皇太极“深衔之”。阿敦又密告代善说：皇太极和莽古尔泰、阿济格要*害你，事机紧迫，须加防备。代善于是向努尔哈赤哭诉，努尔哈赤将莽古尔泰等招来，三人都矢口否认。努尔哈赤以为阿敦在挑拨离间，便将阿敦逮捕，指责他“讲有损国政的话，另讲其他诸小贝勒的坏话”。诸贝勒、大臣主张将他打死在八旗内，努尔哈赤却命人将他拴上铁锁监禁起来。
代善为什么要“深衔之”？自然是自己很想继承父位，这时惟一能和他抗争的只有太宗皇太极。《满文老档·太祖朝》还记载三等副将博尔晋当着莽古尔泰的面为阿敦鸣不平，批评诸贝勒不应以太祖的好恶而转移对阿敦的态度，博尔晋为什么如此大胆？此事连朝鲜使臣郑忠信都知道，还说皇太极虽英勇超人，但内多猜忌，“潜怀弑兄之计”，这和阿敦密告说皇太极要*害代善的话也是符合的。但阿敦既对太祖暗示皇太极可嗣位，说明对皇太极有好感，为什么后来又向代善密告？这一点很让人费解。
不管怎么说，皇太极和代善的兄弟关系，在努尔哈赤生前已经十分恶劣，却是不争的事实。《东华录》所记代善拥立皇太极，并非虚构，可是这时已大势所趋，皇太极的实力已远过于代善，代善在大福晋事件上恐也声誉下降，不为诫律所容，因而只能拥立。
太宗皇太极即位后，逢到朝会行礼，代善、莽古尔泰一同随太宗南面坐受诸大臣朝见，后因莽古尔泰犯有“御前拔刃罪”，诸贝勒说，莽古尔泰不当与皇上并坐，太宗说：“曩与并坐，今不与坐，恐他国闻之，不知彼过，反疑前后互异。”随即命代善与众共议。太宗皇太极为什么要指定代善与众共议？代善当然很明白，因为莽古尔泰今后不能再并坐，已成定局，那么，能并坐的只有代善一人了。代善主动说：“我等奉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列而坐，并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后，上南面居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外国蒙古诸贝勒，坐于我等之下，方为允协。”众贝勒都表示赞同，从此便彻底改变过去八贝勒共议国事的遗制。
这件事情的起因，原只对付莽古尔泰一人，结果却一箭多雕，把代善也温和地拉了下来，太宗皇太极的权谋也可在此领略。
代善自此处处小心，谨守君臣之份，太宗却步步为营，对代善戒忌深严。
天聪九年(即1635年)，太宗把归顺的蒙古察哈尔汗的伯奇福晋赐豪格(太宗第一子)为妃。豪格本有妻子，就是太宗姊姊(哈达公主)莽古济的女儿，莽古济因而怨恨太宗皇太极，气愤说：“吾女尚在，何得又与豪格贝勒一妻也？”有一次，她路过代善营前，代善请她入内，款待馈赠。这原是兄妹之间的平常往来，太宗听后却大怒，派人往代善及其子萨哈廉处责问：莽古济在太祖时专以暴戾谮毁为能事，代善原本与她不和睦，但因她怨恨太宗的缘故，便将她请至营中宴饮，“先时何尝如此款赠耶”？而萨哈廉统摄礼部，知其事匿而不奏闻。又说太宗喜欢的人，他厌恶，太宗厌恶的人，他却喜欢，岂非有意离间？其中还有这样一件事：济尔哈朗(太宗从兄)妻死后，因察哈尔汗之妻苏泰太后是他亡妻的妹妹，欲娶之，诸贝勒以其言奏闻，已获太宗同意；代善却“独违众论”，必欲娶苏泰太后，且屡次向太宗说，太宗亦责其曰：“诚心为国者固如是乎？”以此而谴责代善的非“诚心为国”，实在滑稽。又如太宗曾遣人让代善娶察哈尔囊囊福晋(已婚的妇人)，代善却嫌她贫穷而拒绝，太宗又责问道：“凡娶妻当以财聘，岂有冀财物而娶之之理乎？”
豪格与济尔哈朗娶妻这两事见于《东华录》，让人如读野史，也说明当时满洲王公贵族的观念极为随便，太宗身为国君，竟会允许其宗室娶亡国的蒙古部族的太后，且因此而引起一件公案，如果出于明朝的皇帝，就要被看作昏君了。
太宗以此二事为由，责代善“轻蔑君主”，诸贝勒、大臣将代善的罪状列为四条，并拟议革去代善和硕贝勒名号，另加处罚，太宗皇太极则从宽只罚银马甲胄。
崇德二年(即1637年)，太宗御崇政殿，又谕责代善在入侵朝鲜时，违旨用所获粮米喂马及选用护卫溢额，凡事独断妄为，下面又列了代善种种过错，其中说：“夫好行不义，虽恭敬，朕亦不喜”，又说：“不然，阳为恭敬，阴怀异心，非朕意也。”从这里我们也可了解，代善当时对太宗皇太极是很恭敬的，太宗皇太极却以为是虚伪的，甚至是另有“阴谋”的，那就无法说得清楚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代善起先曾是太宗的政敌，后虽拥立，但太宗意识中仍有潜在的敌意，故而必须挫损他的威信，遏制他的势力，所以连以粮米喂马也要看作罪名。然而从权争的眼光来看，这一切也有它的必要。代善随努尔哈赤征战以来，也是父子兵中的骁将，可是在运用权谋和手腕上，皇太极就要比他高出许多了。
皇太极英武非凡，即位以后继续统领大军进行统一东北女真各部的战争。有一个时期，皇太极的第十四弟多尔衮领兵平定察哈尔部。他听说，该部首领的老婆苏泰福晋那里有一颗前代传国玉玺，便立即派人前去索取，取回一看，真是件宝物：玺质是美玉，闪着柔和的光泽，印纽为两条神态生动的蛟龙，印文是汉字“制诰之宝”四字。
得到这颗象征国家权力的宝物，皇太极非常高兴。他更相信，自己掌天下真是天命所归，于是祷告上天，正式自称皇帝，改国号金为大清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