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紧随着Szpilman有一个好处，就是观众可以切身体会到他的感受。
他从去往集中营的路上被揪（救）出来，孤身返回一片狼藉的隔离区，这一段艾德里安·布洛迪的表演已经可以拿半个影帝了。
随着他生存环境的越发恶劣，战争对个体的伤害就越发体现。
波兰斯基没有直接描述战场，几次波兰反抗军和纳粹的巷战都只是Szpilman的偷窥视角，如果转用第三人称去表现巷战，那观众紧跟着Szpilman的紧迫感将会丧失。
正是得益于导演对视角的独到选择，以及对环境的巧妙描写，《钢琴家》才做到了对战争的无声控诉，对历史的逼真还原的同时，没有沦为一部“卖惨大剧”。
波兰斯基曾自嘲地说自己“非常有幸”生活在战争年代。
没什么会比亲身感受更加真情实感，痛彻心扉。
但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的感受转化成了电影语言。
当Szpilman逃到了被炮火轰得遍体鳞伤的废墟，个人的力量在动荡时代面前有多渺小，一切都异常直观而残酷。
能拿奥斯卡最佳导演，只从电影方面来说，波兰斯基有资格。但艺术的好坏是否要与艺术家的品格挂钩，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里不再深入讨论。
纳粹是加害者，犹太人是受害者。
这是一直以来，人们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固有印象。
绝大多数的二战片都是批判纳粹，并同情犹太人，只是形式不同。
《钢琴家》却不全是。
电影改编自Szpilman的原型波兰钢琴家瓦拉迪斯罗·斯皮曼所著的自传体小说《死亡城市》。
小说真实客观地描写了二战时波兰的众生相，作者虽然是犹太人，但并没有一味地说犹太人有多惨，德国人有多坏，反倒是把犹太人的坏，和德国人的好，也写进了书里。
由于“政治不正确”，《死亡城市》在1946年出版之初遭到了禁止发行，到了90年代才被翻译成英语流传了开来，并获得“全球犹太人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