疤大娘
◎李心亮
疤大娘，一脸疤，只因从小生天花。
天花这种病毒，是一种烈性的传染病毒。在旧社会的中国，生天花夺去了许多孩子的生命，就是侥幸逃得一命的，也是落了个满脸的大麻子。男孩还好说点，“粗柳的簸萁细柳的斗，世上没有男人丑，“长大后，只要能下苦力，能会个手艺，不耽误养家糊口。女人生了天花，落下了一脸酱黑褐红的，深浅不一的，坑坑洼洼的大麻子脸，哪个好汉子愿意娶呢？
我家原先住在村子的西头，窄窄的一条胡同。东邻，也是我们李家门里的远房伯父，就娶了一位满脸疤的老婆。我从小就不知道这位大娘姓什么叫什么，只是懵懵懂懂的跟别人一样叫她疤大娘。疤大娘人爽快，泼辣，能干。下地上山，活计不输男人。疤大娘的男人大字不识一个，老实的要命，是村里专职放牛看牲口的，可能是从小和这些哑巴畜力相处惯了，见人也没有句囫囵话，是村里人口中“三扁担也理不出个屁“来的角色。家里家外全靠疤大娘扛着。
疤大娘真能生，她那个岁数一般的家都是两三个孩子，四个到头多了。她却生了六个，前五个都是姑娘，整整半个班。最后生了个男孩，只比我大一岁（实际上就大我四个半月），却是个小哑巴。这个小哑巴哥哥长得很白净秀气，细细弱弱的，大大的眼睛，双眼皮，能听到别人说话，穿的是他姐姐们替换下来的旧衣服改煮色做的衣服。那时候虽然每家条件都不是很好，但他家是村里最差的那一类的。孩子多，劳力少，男人也没有什么副业抓钱门路，全靠生产队那点死工分。我们两家是紧邻，只隔一道墙。我和他从小一起在门口玩泥巴玩沙子，捉蚂蚱捕蜻蜓。他连比划带哇啦哇啦，我大体也能明白个八九不离十。我六岁那一年的中秋节，中午各家各户都包了包子。我父亲在渔业队，出海打渔，早出晚归，午饭就我妈妈，我姐姐和我，所以午饭早早吃过了。吃完了午饭，妈妈和我坐在门口的阴凉地里剥村里分的苞米皮子。我把苞米胡子夹在上嘴唇和鼻子之间扮老渔翁。小哑巴哥哥手里捧着个黑面大发面包子笑嘻嘻的从他家门里蹦了出来，一边走一边咬着刚出锅的包子。走到了我的面前，突然哇啦哇啦兴奋的叫了起来，我以为他看我挂着胡子笑我呢。谁知他用一只手托着包子，另一手的食指在包子里抠着，只见他用拇指和食指捏着一小块半个指甲盖大小的肥肉出来。眼里放着光，啊啊，招呼我，给我看。我明白了，这是告诉我，他家今天的包子放肉了。小哑巴哥哥对我兴奋地啊啊完了，又跑到我妈妈面前，啊啊，把那块半个指甲盖大小的肥肉给我妈妈看。直到我和我妈妈都看清楚了那块肉，小哑巴哥哥才满足的张开嘴，小心的把那块肉丢进嘴里。吃完肉的小哑巴哥哥捧着个大黑面包子跑回家了。这可能是这个包子里唯一的一块肉，也可能是从端午节后这三个半月他第一次尝到肉的滋味。
过了年，疤大娘打听到了一个偏方，威海文登有个老中医，能用针灸治哑巴。疤大娘就跟生产队请了假，带着小哑巴哥哥去了威海文登。经过一个疗程的针灸，果然小哑巴哥哥能吐出简单的一个音节的字了，虽然不很清楚。我记得那是个初春的傍晚，小哑巴哥哥和疤大娘从威海赶回来了，疤大娘的脸上放着光，让小哑巴哥哥在左邻右舍来串门的乡亲们面前一遍一遍重复着“爸“’妈”这几个简单的发音。有的乡亲就问，怎么不多跟几个疗程呢?疤大娘说：眼见开春了，生产队的活忙了。哪敢耽搁挣工分啊？家里大大小小六七口子人，每年欠生产队好几百块钱。实在是耽搁不起。在疤大娘的百般哀求下，威海那个老中医教了她认穴道扎针的一些入门手法。疤大娘胆子也真大，就自己琢磨着给小哑巴哥哥下针。疤大娘毕竟学的只是一点皮毛，穴位认的有差池，使得劲也不对。每一针下去，疼的小哑巴哥哥嗷嗷得叫，疤大娘也哇哇的哭。隔墙我听的清清楚楚。小哑巴哥哥那年也就是七岁，有一次疼的实在受不了了，挣脱姐姐们使劲摁着的手，顶着满头满脸的细长的银针，在村子的街道上狂奔，边跑边嗷嗷的哭——这是一只天可怜见受伤无助的小兽。小哑巴哥哥跑的出了满头的大汗，又受了风，疼的满地打滚，抬回家去，最终不治，不几天后就死了。埋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东邻从此我再也不去了。
转过年，我家在村东头东山脚下盖了新房，搬走了。疤大娘却几十年没挪窝。如今的疤大娘也将近八十了，满头的白发，一脸的大疤，一根枣木拐棍放在身旁，经常在村西头胡同口大石板上静静坐着晒太阳。我从她身边走过，低下身子，叫声大娘。她抬起昏花的老眼，艰难辨认着，还认得我，还能叫出我的小名，说我胖了。猛然间，疤大娘眼里有波光一闪，我打过招呼，一刻也不敢多呆，匆匆的走了。
我怕提起小哑巴哥哥。
【作者简介】
李心亮，蓬莱市人，中共党员，烟台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烟台散文学会会员，汉格文学社副社长，在天涯、百度等中文网络平台开有诗词专帖，在各类报刊共发表诗词，散文，短篇小说共计三十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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