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瑶说史
编辑/阿瑶说史
前言
从中国历史看，蒙元王朝是一个具有浓厚游牧思想色彩的国家。各皇帝颁发的圣旨文书就是典型的例子，不仅体现在它独特的语言和结构上，还体现在内容上。比如，用蒙古语的变音、敬称、词尾变化、特殊符号等语言表达敬畏意识，又创出了“长生天之力，福佑天地”、“无体之事，无所不用其极”等直译用语，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文字要素，如“祈祷语”、“威慑语”等文字，突出了长生天、天帝、帝王、宗教等主体及其内在联系，使蒙元时期的帝王文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时代特征。
毋庸置疑，这些表现都源于蒙古人的思想意识，尤其是12-13世纪蒙古人对腾格里信仰的影响。因此，对腾格里信仰的研究与把握，对于认识和了解古代蒙古游牧民族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帝王文书的程式化或格式化是腾格里信仰体系中某些基本元素和模式的定格。
本文通过对腾格里信仰在帝王文书中的相关元素的分析，并结合《蒙古秘史校勘本》等个案资料，试图还原古代蒙古腾格里信仰的基本体系。
长生天体系在蒙古帝国时期，皇帝的命令和指示被称为“持声音”或 kele。在这里， kir geki的意思是“送古头”，意思就是把信息传递给别人，就像是送东西一样准确，没有任何偏差中的错误。为此，朝廷往往会挑选记性极好的人，专门负责传递消息。
有了文书制度，皇帝的圣旨和文书的书写和传达要求也是极高的，尤其是文书翻译，更是需要逐字逐句翻译成蒙古语，这对极北之地的要求非常苛刻。
为了尽可能接近原文，蒙元时期翻译蒙古文圣旨时，有一套基本原则，不关心译文的翻译原则，只根据蒙古语词法结构和语法原则来翻译，形成一种特殊的固定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