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若论以忠贞和智慧的形象最深入人心者，恐怕非诸葛孔明莫属。立德方面，诸葛亮身上忠贞仁爱的圣贤气象，感染了自帝王将相到市井平民、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立功方面，作为蜀汉丞相，诸葛亮为汉室开疆扩土、逐鹿中原立下的汗马功劳自不必言；立言方面，除了流传千古的《出师表》，他的《诫子书》也成了中国古代家书最优秀的代表作。
何样之人，何样之文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不管是在历代文人的笔下，还是在民间百姓的口耳间，这位孔明先生早已成为了一个不朽的传奇。
诸葛亮写下《诫子书》是在公元234年，时年54岁，儿子8岁。彼时，距刘备驾崩已有12年，“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抱负似乎慢慢成空，后主刘禅依然不像是一个明主贤君，所以“朝政巨细，皆决于亮”。那么，诸葛亮究竟是如何在临终之年将最宝贵的人生经验殷殷嘱托给幼子的？短短的八十六字，又寄托和诠释了怎样的一种人生至理？
《艺文类聚》版的《诫子书》全文如下：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示儿做君子
文化人类学认为，一切文化的核心机密是集体人格，而中华文化的人格理想是君子之道。《诫子书》开门见山，以“夫君子之行”开篇，让我们一目了然：诸葛亮为儿子树立的一个根本目标，正是做一位“君子”，全篇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的。
事实上，君子的概念，在西周时期特指贵族，乃就社会地位而言。时至孔子，“君子”才成为儒家人格的典范和标尺，人们开始称呼那些有德之士为君子。
有不少人质疑君子人格在当今社会的价值，也曾有“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的诗句流传。然而，幽默的鲁迅先生却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为什么我们理应崇尚君子？首先，从大处讲，是否确立和推崇君子人格，直接关系到整个文化生态的健康有序，甚至民族存亡和国家兴衰。在某种意义上，复兴中华文化，就是要寻找和优化整个民族的集体人格。当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践行君子之道，中国人的灵魂才会找到故乡。
另一方面，从个体生命来讲，只有做个君子，才能得到精神上恒久的力量、安宁和喜悦。正所谓“君子固穷”、“君子坦荡荡”。在面对人生的困境乃至于绝境的时候，唯有真君子才能有所坚守和秉持，淡定坦然，如松柏屹立不倒。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如果说通往君子之境的路是由一对铁轨铺就的，那么一边的轨道是“静”，另一边就是“俭”。
君子静以修身
在一个浮躁功利的社会中，安静的人常常显得格格不入，今人对于“静”的内涵也缺乏深刻的理解。
老子讲“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说厚重是轻率的根本，静定是躁动的主宰。一个人若想成为君子，首先就要具备静定的力量，保持内在自我不被扰乱。古往今来，任何有所成就的人，都必然具备高度专注的能力和恒久的耐心。反过来讲，不能守静，是因为人经不住外在的各种诱惑，被*所牵引和绑架。修身首先在于正心，“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大学》把这个道理说得非常明白。
有意思的是，在古汉语中，静和净曾经是通用的，一个人安安静静，不急不躁，恰恰也说明他心地的纯净，没有很多的私心杂念，没有过分的奢求和*。我们要先降伏这烦躁的心，才能致虚极，守静笃。
我们常常以镜喻水，说水面如镜可以映出世间万物，然而，这种映射唯有平静的水面才能，波涛汹涌的水永远都无法做到，是因为其间充满了泡沫。对人来讲，道理其实一样——静水流深，静能生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