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俭以养德
除了静，诸葛亮要强调的另一个修身重点是俭。在生产力低下、物质匮乏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君子首先是爱物惜物的，这既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也是对人的劳动的尊重。因此古人常常教育子弟“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时至今日，很多人认为俭已经过时了，更有甚者，还会鼓吹“有消费才能促进生产”“越会花钱的人才越能赚钱”等。
《左传》上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当下社会，很多人热衷炫富，在他们眼中，占有更多、更高级的物质就是成功的标志。古人讲“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当一个人内心缺乏力量，没有对于“道”的理解和认同，就会被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所牵引，以满足物质*为最高追求，这也就是孟子所讲的“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大道永恒，古今相通。近些年被查处的腐败官员，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在物质利益上的不当贪求而落马的，这也正验证了《周易》所说的“君子以俭德避难”。
值得指出的是，“俭”的意义远不止于物质层面的节省和简朴，它更蕴涵着深刻的精神价值。《说文》上讲“俭，约也”。这个“约”是约束克制的意思，这种约束不只是说物质上的，更指语言、思想、行为方方面面的“约”。
每个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选择一种“俭”的生活方式，不仅意味着物质方面的简约，更意味着减少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减少那些君子所不齿的夸夸其谈，减少那些浅薄的社交和八卦，把自己的精气神留在对生命有积极影响和意义的事情上。
君子之志，修齐治平
诸葛亮教诲儿子“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个志和远又是指什么？正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君子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必将确立宏图伟志于更广阔之处。事实上，除了《诫子书》，诸葛亮还有一部《诫外甥书》，开篇即为“夫当志存高远”，可见他对于后辈确立正确和远大志向极为看重。
若要立志，先要辨志。很多人以为，立志就是确立职业理想，或者就是要出人头地，要赚大钱扬美名，其实，这是把*和志向混为一谈了。梁漱溟先生曾经专门撰文，告诫年轻人要将*和志气区分开来，“必须不是从自己躯壳动念，而念头真切，才是真志气”。真正的志向，必定是突破了个人对一己功名利禄的满足，一定紧紧围绕一个人在人格境界上的提升，旨在“止于至善”。
回顾诸葛亮自身的人生志向，我们从《出师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可以说，他自己的人生追求从来都不是世俗的名闻利养。陈寿在《三国志》中写到了诸葛亮在年轻时常以管仲、乐毅自比。对此，“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也就是说，只有崔州平和徐庶两个人认同诸葛亮的自比。
就好像王阳明12岁时立志“读书做圣人”，在很多人眼中也似痴人说梦。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鸿鹄之志，常常为世人所不解。但历史上真正被人铭记的圣贤，所秉持的一定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事名”的信念。
静、俭、志、学的内在逻辑
事实上，静、俭、志、学这四件事是相互关联、相互决定的：“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有志向的人就可以静定，遇到困难和挫折也能不忘初心、稳如磐石，如如不动。正如《大学》中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没有脚踏实地的学习和积累，志向会成为空头支票。没有宏伟的大志，人又不容易以“俭”抵御声色犬马的诱惑。
静与俭之间亦是一对孪生兄弟，“静”是从内在说，“俭”是从外在说。不管是静还是俭，都是在考验一个人面对各种不良诱惑的自省、自知和自持，这是一个人精神的固本培元，开源节流。
圣贤终驯致
作为一个对人性有深刻体察的智者，诸葛亮深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所以在《诫子书》的结尾，他反复叮嘱幼子万不可“淫慢”“险躁”，如果不能坚定意志、珍惜时间，就会导致“悲守穷庐”的后果。
滚滚长江东逝水，当我们站在公元2018年之初，再去回望历史，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段记载：诸葛亮写下《诫子书》29年之后，魏国将军邓艾征西，在与邓艾的交战中，38岁的诸葛瞻与自己的长子诸葛尚，双双战死在绵竹。
老子有言，“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如今，绵竹纪念诸葛瞻父子的诸葛双忠祠，与成都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遥遥相对，不禁令人慨叹：短短的一部《诫子书》，连接了祖孙三代忠贞仁勇的光明气象，也感召了无数后世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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