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百年风雨兼程，一百年沧桑巨变。今天，“五四”的呐喊仍然响彻国人心中，本刊近两日已刊发“五四”先驱李大钊、沈尹默后代怀思专版和当代学人对“五四”的重新认识，今日再推出本报组织的人文寻访活动，带领读者重走《新青年》编辑部、北大红楼等历史地标。
“五四精神”世代相承，指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向善向上。
5月2日
传承
“五四”先驱李大钊、沈尹默后代专访，讲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5月3日
解读
新一代学人马勇、唐小兵深度剖析现代中国启蒙运动的来龙去脉、历史意义
5月4日
寻访
北京档案馆知名胡同专家王兰顺带领读者和学生，重走《新青年》编辑部、北大红楼等“五四”地标（见10、11、12版）
4月27日一早，从地铁建国门站A口出来后，沿着曲折的贡院二条、贡院东街一路前行，再依照指示牌拐入北总布胡同，走到东西向的前赵家楼胡同与后赵家楼胡同之间，一座粉色的五层建筑出现在眼前。
建筑的外观看起来有些年头了，门前还有一道拱形的白色牌楼，右侧的墙壁上镶嵌着一幅学生群像的浮雕，一块红色的标志牌上书写着：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遗址。这就是“青睐”寻访成员当天探访的第一站——赵家楼饭店。
9点不到，30名寻访成员已早早围在了北京档案馆专家王兰顺老师的身边，听他娓娓道来100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风云往事。
此时有人提议“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
王兰顺老师介绍说，别看这条北总布胡同不长，但可圈可点的地方却很多。除了震惊中外的“火烧赵家楼”遗址，梁思成、林徽因的故居就在赵家楼对面，胡同口还有一处很大的老宅，191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修建协和医院的时候，洛克菲勒本人就住在这座宅子里，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才搬走。日本人投降以后，宅子又成为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住所。
而赵家楼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明朝。明隆庆年间，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在此地修建了宅邸，因后花园假山上的亭子远远看去像一座楼，“赵家楼”这个名字就流传开来了。不过赵家楼何时成为曹汝霖的宅邸，至今没有准确的资料显示。
1919年5月初，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入国内，人们得知中国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提案被完全忽视，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而北洋政府竟然妥协退让，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举国哗然。青年学生们群情激愤，决意以实际行动抗议北洋政府的卖国行为，北大校长蔡元培更是在5月2日发表讲话，号召学生奋起救国。
5月4日当天，13所大专院校的学生共3000多人聚集到天安门前，高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之后游行队伍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不料遭到军警的拦截，英美大使也拒绝学生递交的请愿书。
此时有人提议“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时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曾参与向日本借款，又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当事者，还出任过驻日公使，被视为公认的亲日派，于是这个号召立刻得到了响应。愤怒的学生们随即改道，前往前赵家楼胡同1号院的曹汝霖府邸。
学生们在客厅和西院里摔砸物品，有人用报纸浇上汽油点起火来
史料显示，1919年5月13日，京师地方检察厅分别对曹汝霖宅的管事张显亭和燕筱亭进行了问询，王兰顺老师通过查阅笔录还原了当时火烧赵家楼的诸多细节。
“实际上学生往这边走的时候，曹汝霖已经得到消息了。当时的警察总监吴炳湘往曹宅打过电话，说学生游行时有人高呼要惩办曹汝霖，提醒他们注意。”
管事燕筱亭在笔录中说，他们接了电话，就给去总统府的主人又打了电话告知。曹宅内外都安排了巡警，等曹汝霖和时任驻日公使的章宗祥一起从总统府回来后，内左一区的警察署长又登门安抚。
以为“关上门就得了”的曹汝霖低估了学生们的愤怒。下午四点左右的时候，游行的队伍到达曹宅大门前，他们先是砸门，见久砸不开就砸碎了门房的玻璃，爬进去打开了大门，后面的学生蜂拥而入。门口的四个巡警见学生进去了也就闪到一边，并未阻拦。
此时见势不妙的曹汝霖躲进了浴室，而章宗祥则藏到了地窨子（地窖）里。学生们在客厅和西院里摔砸物品，有人用报纸浇上汽油点起火来。西服革履的章宗祥沉不住气从地窨子里爬出来，立刻被学生们发现，说那不是曹汝霖么！围上去就是一顿暴打。打完以后章宗祥被随从拉着从东门跑了出去。
章宗祥万万没想到这顿打还没挨完。曹宅南面有一家油盐杂货铺，6月28日，杂货铺掌柜庆祥向京师地方审判厅推事孙葆璜和*官周召棠详细描述了章宗祥第二次被打的经过。
笔录里这样说：“那天有一个三十几岁身穿汗褂、戴顶洋帽的白胖子扶着一个穿着汗褂身上有血，脑袋上是用白布兜着的人，还有一名保安队的人，来到我们铺子里，说是躲避躲避，不要紧的。我问那个保安队的人叫什么名字，他就给我写了一个字条，我才知道他叫何文贵，是保安队长。当时我不知道那个一身血的人是章公使，就把那三十几岁的人和那个一身血的人安排在后面的柜房里躲避。后来有学生追过来了，学生头一次进到柜房里去的时候，那个三十几岁的人拿出一张名片给他们看，他们看后说不是他们要找的人，就退了出去。后来又来了更多的学生，把我们的铺子都围上了……接着又有二十多人进去把那个身上有血的人揪到外面去了，那个三十几岁的人拦不住，我儿子也不敢拦。我见这个人被揪了出去，就把门关上了。接着又看到在我们铺号的西边一点，挨着曹宅大门那边，被揪出去的那个人又在挨打……后来是保安队拦住了一辆车，才把被打的人拉到医院去了……”
章宗祥被打得有多惨？王兰顺老师说，当时章宗祥被送到了日本人开的日华同仁医院，据外科医生平山远出具的伤势诊断书：头部挫创，全身各部打扑伤兼脑震荡。精神朦胧，应答不明，时发哼声……但没有骨折。
如今整个院子在格局形态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火烧赵家楼后，曹汝霖被巡警围护着从后门逃跑，50多间房被烧了11间，门窗、家具、什物悉数捣毁。巡警当场抓捕了32名学生，逐一做了笔录，但没有人承认究竟是谁点的火。
由于社会各界对“火烧赵家楼事件”的援助支持，全国又相继出现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眼看整个状态失去控制，北洋政府被迫免去了三大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的职务。陆宗舆同时还被开除了乡籍。
“曹汝霖、陆宗舆最后还是投靠了日本人，章宗祥被打以后，可能教训比较深，没有投靠日本人，后来有人看到他在上海豫园那边给人抄信为生。”讲到这里，王兰顺老师招呼大家跟随他进入赵家楼饭店的内部。他遗憾地补充道，如今整个院子在格局形态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日本投降以后，赵家楼的房子被定为敌产收回。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的一个将军曾住在这里。1958年，赵家楼饭店正式开业，1999年，赵家楼饭店被定为区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寻访成员陆续走进饭店一层的金勺圆餐厅，服务员们正在进行营业前的准备工作，对我们的到来似乎习以为常。餐厅的墙壁上悬挂着关于五四运动的史料介绍，显示着这家饭店非同一般的过往。
走出赵家楼饭店时，门口聚集着五六名跨在自行车上的外国人，一位金发的中年女士站在那幅浮雕前正解说着什么。
100年前的这把火，以不可遏制之势在全国迅速蔓延开来，照亮了中国现代史幽暗的前夜，它的余温即使历经百年也吸引着爱慕光明的人靠近。
寻访活动的第二站是位于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的陈独秀旧居、《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据档案显示，1942年3月30日，*在中共中央学习组的发言上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王兰顺老师告诉大家，陈独秀旧居的院子不大，但影响不小，整个新文化运动的肇始和走向都跟这个小院息息相关。
因为交通管制，预订的大巴车迟迟没有赶到，热情高涨的寻访成员们决定跟着王兰顺老师步行前往箭杆胡同，还有人打趣：“咱们也感受一把当年学生游行的激情！”两公里的距离着实不近，好在走上金宝街不久，大巴车迎面开来。
100年前陈独秀在这条窄窄的小巷里也来来往往不知多少次了吧
在智德前巷口，王兰顺老师先总体介绍了这一地区的历史概况。智德巷其实原来叫孔德巷，因这里曾建有一座中法合办的孔德中学而得名。“文革”时期，人们误以为这个巷名跟孔子有关，遂改成了智德巷。
更早时期，这一带是清初英亲王阿济格的住宅，占地约有40亩地。后来，阿济格因企图摄政被削爵下狱，整个王府被收，并在此基础上修建了光禄寺。当然今天光禄寺已荡然无存。
寻访团成员跟随王兰顺老师沿智德前巷、智德西巷、骑河楼南巷一路穿行，原本安静狭窄的巷子，因为我们的到来顿生热闹。有人感慨，100年前陈独秀在这条窄窄的小巷里也来来往往不知多少次了吧。
按照指示牌拐入箭杆胡同不久，一对并不宽大的红色如意门出现在眼前，门旁立有一块书写“陈独秀旧居”的石质标牌。走进院门，整个院落不大，南北两排房一目了然，如今已被布置为展厅，专题展出《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介绍。
王兰顺老师告诉我们，现在陈独秀旧居的门牌号是20号，但在他居住时其实是9号。院子的主人是一户姓孙的人家，他查阅档案得知，清末宣统时期，孙家就购买了这处房子，说明这是老宅，但房子很普通，面积也不大。此后孙家一直居住于此，直到陈独秀旧居修复起来，才最后一个搬走。
从5月4日到6月8日，陈独秀共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
1917年受蔡元培邀请，陈独秀来到北京大学做文科学长，租住北大红楼附近的箭杆胡同9号。此前在上海的《新青年》编辑部也一并迁来，编辑部在南房办公，家眷在北房起居。
王兰顺老师说，评价“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总司令”这句话的根据在哪里？翻开史料就会发现。
1919年5月4日当天，陈独秀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文章，号召人民站起来，不要迷信那些政治家和外交家，自己解决问题。
5月9日，北大校长蔡元培被迫离京，有不少人劝陈独秀也离开北京，但他表示：“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存此恶浊的社会。”
5月11日，陈独秀发表了《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文章中指出：现在可怜只有一部分的学生团体，稍微发出一点人心还未死尽的一线生机。仅此一线生机，政府还要将它斩尽*绝，说他们不该干涉政治，把他们送交法庭讯办。像这样办法，是要中国人心死尽，是要国民没丝毫爱国心，是要无论外国怎样欺压我们，政府外交无论怎样失败，国民都应当哑口无言。
5月18日，陈独秀发表了《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指出：“现在日本侵害了我们的东三省不算事，又要侵害我们的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应该发挥民族自卫的精神，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
5月26日，陈独秀又发表了《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一文，提出“公理不是能够自己发挥，是要强力拥护的”。我们“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在《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两文中，他大声疾呼：“呵，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
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次日，又逮捕学生800余人，从而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6月8日，陈独秀撰写了《研究室与监狱》，他写道：“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从5月4日到6月8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同人创办的报纸周刊《每周评论》上共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为学生运动摇旗呐喊，推波助澜。
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呼吁要求释放陈独秀
6月9日，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为了实现宣言中声明的“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6月11日晚，他效仿学生到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不料被便衣警察跟踪逮捕，送交京师警察厅。第二天，警察又对他在箭杆胡同9号的家进行了搜查，搜出来一些传单及函件等。
陈独秀被捕后，北京各报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引起京师警察厅的震怒。档案显示，6月14日，京师警察厅以书面形式向国民公报馆发出警告：“一则曰：近日外间发布之《市民宣言》传单，政府疑为陈氏所发。再则曰：政府认此次学生风潮发难于北京大学，皆陈君鼓吹新思想所致，故有拘捕之举。”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传遍全国之后，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呼吁要求释放陈独秀。6月15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致函京师警察厅；第二天，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等几十人联名呈请警察总监；6月20日，民国大学校长又联名几十人递交呈请；6月25日，安徽同乡会致信警察总监吴镜潭；次日，安徽省长致电京师警备司令部、警察总厅……
在几天的保释声浪中，学界共有69人署名，其中有著名的教授，也有普通的中学教员，有新派人物，也有旧派人物。
迫于社会各界的压力，1919年9月16日，在入狱三个月后，京师警察厅最终释放了陈独秀。但他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自由，警察总监命令陈独秀所居住的中一区警察署对陈独秀实行“豫戒”，由该地巡官随时视察，按月呈报情况。
得知陈独秀出狱的消息，北京各大报纸又均以醒目的标题做了报道，北京大学的进步团体还举行了欢迎会。李大钊以一首《欢迎陈独秀出狱》的诗，热情赞扬他坚持真理的斗争精神。
由于陈独秀被捕后《每周评论》就被查封了，出狱后的他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新青年》的编辑上。自1915年9月15 日创刊至1926年7月终刊，《新青年》共出版了9卷54期。
1920年1月，陈独秀离开了箭杆胡同9号返回上海，此后他的命运跌宕起伏。而这座小院在近百年时间里也几易租客，直到2015年腾退、修缮工作全部完毕，这处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地才敞开大门，迎接恩惠于那场文明洗礼的后人们。（后续相关报道请关注11、12版）
文/本报记者 颜菁 摄/敏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