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云南文献中的虎应为孟加拉虎 | 图虫创意
宋人张世南在《游宦纪闻》一书中真实记录了犀的栖息地与生物外形特征：“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犀似牛，猪首，大腹，脚有三蹄，色黑，好食棘。其皮每孔生三毛，顶一角，或云两角，或云三。”
唐朝之时成都市场甚至出现了犀角供不应求的现象。
《蛮书》也多次出现云南大理盛产大象的的记载。而且还两次提到“象耕”，即把象作为畜力用于农耕，这是极富云南地方农业特色的。
云南也是一个矿产和林木资源非常丰富的大省。
为修建宫殿，明廷曾大量采伐云贵地区的巨木，采木繁忙期达 90 余年。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贵州采办楠杉大木 1 万余根，值银 107万余两。
云南银铜矿的储量极为丰富且质量甚高，因此明清以云南为铸币用料的供应地。乾隆五年（1740年）至嘉庆十六年（1811年），云南年产铜基本上在 1000 万斤以上。道光二十四年与二十八年，皇帝又两次颁诏云南等省扩大采矿。奉命运京的滇铜称为“京铜”，湘鄂浙闽粤等省争相截留京铜。
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到了清代，云贵高原的文化隔膜似乎逐渐淡化。
乾隆时期的吴大勋说：“滇本夷地，并无汉人。历代以来，征伐戍守、迁移贸易之人，或不得已而居之，或以为乐土而安之。”又说：“至今城中皆为汉人，山谷荒野中皆野人，反客为主，竟成乐国。”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西南之地从昔日的蛮荒边地转变为一片充满希望的乐土？
归一的边地让西南的“华夏化”出现真正进展的，是元朝。
1252年，忽必烈受命率 10 万兵绕道西北，迂回到南宋后方，奔袭大理国，以实现南北夹击的意图。大理平定之后，大将兀良合台率骑兵与云南土军，横扫广西，直抵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南宋灭亡已成定局。
蒙古军平定大理国，阻止了宋代以来云贵高原边缘化的倾向。
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大，以前的中原王朝常有重北轻南倾向，往往会忽视云贵高原的开发。可是，元代却并不明显，究其原因，恐怕是蒙元统治者没有“内华夏外夷狄”这一类的观念。
忽必烈尤其钟爱云南。当他的第五子忽哥赤赴任云南之时，忽必烈不无感慨地说：“大理为朕手定，深爱其土风；若非现居汗位，将于彼分器焉，汝往当善抚吏民。”
有一年云南诸族起事，大臣怀疑情报的真实性，忽必烈则说到: “云南朕所经理，不能忽视。”还亲自对所遣之臣面授机宜。
忽必烈与云南的关系匪浅 | 影视剧照
忽哥赤统治云南数年，在内讧中被毒*。忽必烈思虑再三，决定在云南置建行省。云南行省的设立，结束了云南长期隶属四川管辖的历史，云南不再是一块“羁縻之地”，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独立政区。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摈弃了前代向外扩展的政策，回归汉代以来中原王朝“守在四夷”的治边传统。
但是，朱元璋是何等人物。他说: 云南诸夷叛服不常，缘由其地险而远，其民富而狠；“驯服之道，必宽猛适宜。”明军攻取云南初甚顺利，随后诸族反抗，历时十余年才平定，更增强了朱元璋关于云南易攻难守的观点。
为了确保入滇交通线的安全，朱元璋在贵州建省，使其成为战略要地，立刻改变了云贵高原的格局。
同时，朱元璋以养子沐英为总兵官，率重兵守云南。按明朝的军制，士兵世为军籍，父死子继；军士可带家眷。据《明实录》，洪武中后期明廷调兵入云南约 10 次，人数约 25 万人，连同原来的驻军，常年守滇的军队约有二三十万人，连同家眷约有七八十万人。这是相当大规模的移民垦边浪潮。
卫所主要驻扎在各地的城镇、人烟稠密之地及交通沿线，这些地方就是“华夏化”的头站。他们将中原的文化、教育、风俗带到西南的山地。
在蛮夷聚居的边远地区，明朝则推行土司制度，土官拥有世袭的权力，并对辖区土地和农民有着绝对的控制权，其内核依然是秦汉以来的“羁縻”政策。
只不过，很多地方在移民的浪潮之下，逐渐丧失了土官的特征。这些的地方就成为“改土归流”的突破口。
“改土归流”就是要把世袭的土官变成朝廷有任期的流官，把土官控制下的土民变为国家的编户齐民。这是一次较为复杂的社会变革，其打击面之广，触动的利益之深是前所未有的，因而势必会遭到一些土官的强烈抵制。
终明一世，我们可以看到改流的反复、流产，明史之中少数民族暴动*害朝廷命官的记载多不胜数。以云南为例，云南内域区十四土府中有七府（武定、元江、楚雄、鹤庆、广西、寻甸、顺宁）改流。而广大沿边地区除个别土司外，几乎全未改流。
电视剧《木府风云》中就呈现了土司制度 | 影视剧照
到了清朝，改土归流的接力并没有停止。
吴三桂叛乱被平定后，清朝十分重视云南的稳定与开发。云贵总督鄂尔泰在其《改土归流疏》中说：“为剪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赋税，以靖地方事。若不改土归流，将富强横暴者渐次擒拿，懦弱昏庸者渐次改置，纵使田赋兵刑，尽心料理，大端终无就绪。”
曾明言“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的雍正立马开启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从雍正元年到十三年（1723—1735），云南有二十二家土司、土官改土归流，其他内地省区基本上消除了土司、土官割据的状况。虽然清代改土归流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很不彻底。还是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一直保留着土司土官制度，直到解放前夕。
就这样，经过元明清三代的接力，游离华夏千年之久的西南地区，才算融入了华夏的怀抱。
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樊绰撰：《蛮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李寿，苏培明：《云南历史人文地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牛秋实：《唐朝后期与南诏的关系考察》，《学术探索》，2004年第6期
闫峰：《佛教对大理国的影响概论》，《前沿》，2008年第7期
方铁：《历代治边与云南的地缘政治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9期
马强：《论唐宋西南史志及其西部地理认识价值》，《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