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李世民多用山东人为相，内心中还有缓和山东人对于李唐厌恶的用意。
在隋末群雄并起时，雄踞山东的有李密、窦建德等，他们虽然最终以兵力不敌而败于李唐，但是其在山东地区所形成的威望却有很大的地方群众基础。所以在窦建德死后，刘黑闼、徐圆朗等于武德四年复起兵与山东。刘黑闼是窦建德旧部，徐圆朗是李密旧部，他们在举事时复用窦建德时期的旗帜纲领为号召，一时间山东震动。
李唐起兵于太原，而其后又以关中为根据地与山东河北的割据政权长期对峙，这自然就与山东人之间发生猜忌和隔阂。因此在唐初有变之时，经常会出现用山东人去安抚山东人的一幕。
比如李密降唐之后其部将李勣等仍旧占据旧境与李唐隔关分庭抗礼，于是随从李密入关的魏征，又以山东人的身份和威望出关劝说李勣归附。这说明在李唐建国初期，东西两大集团仍旧不能相尽融合，即使双方在武力压制面前被迫结为一个整体，其内部也因长期的地域对峙而矛盾重重。
而这种矛盾伴随着唐高祖李渊晚年的李建成与李世民太子之争而日益复杂化。
李世民和及李建成都有利用山东豪杰援为后盾的计划。先发动地域之争的是李建成一方，李建成听了魏征的劝告，谋得征讨刘黑闼行军元帅的职位借机结识山东英俊的。而后发动的是李世民一方，李世民被李建成毒*未遂的紧要关头，才派了河南荥阳人张亮到洛阳私引山东豪杰，以作为争储失败的退路。
这其中魏征是山东降唐派的典型代表人物，其原先曾在李密部下典掌过*，又曾被窦建德俘虏点为太子舍人。降唐之后劝说拥有大片山东土地的李勣降唐的是他，建议李建成在山东结识豪杰的也是他，可见魏征作为关中与关东地区支点的重要性。因此，这也成为日后李世民重用魏征并不厌其烦听其谏言的关键所在。而起用山东为相，则是李世民针对性地对这一特殊的历史症结所用的安抚平衡政策。
可见山东人对于李唐皇室由于长期复杂的历史缘故对于李世民尤多忌讳，而恰恰又是山东地区为建都关中的李唐皇室经济上的生命线。
唐初在征上的收入主要靠着租庸调，河北是当时的蚕棉之乡，山东河北户口之多绝非其他各地所能相比。假如这一地区发生变乱，纵然强大的唐军能够轻易地平定，但本就是脆弱的统治根基定会随着一次次地军事行动而土崩瓦解。山东既有人才，这些人才若不吸收擢用，便会成为地方潜在割据势力的旗帜威望。在人事和国事上深谋远虑的唐太宗显然是有过斟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