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遗址事件示意图
到了3600年的大甸子遗址，O系人又回来了，虽然还是N系主导，这个时候处于夏朝末年商朝初年，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还是属于农耕文化，学者们同样对DNA进行了分析，与哈拉海沟遗址存在着遗传继承关系。说明从红山文化一直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父系遗传保持着稳定，这表明，虽然有O系人北上来到这里，但并没有中原人或者其他人的大规模入侵。那时候近邻商人正南下攻打夏人呢，估计也没兴趣北上。
到了3000-2500年的大山前遗址，O系人开始增多，同时又有了C系人，这里我还是要补充下，大山前遗址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虽然这个上之前那个下，但这个要晚些，且没有继承关系，夏家店上层文化属于游牧文化了。我们看下专家对基因的分析。大山前遗址的N中多了N1c,跟之前我们谈到的几个遗址的N并不是一类，这个N在北亚的雅库特人中高频存在，说明来自北亚草原的N系游牧部落加入进来。而O系是O3下游的O3a3c，这个Y单倍体类型是黄河流域古代人群中常见的单倍体类型，现在南方汉族中这个比北方汉族要高些。而大山前遗址的年代正好是商朝末年到西周中叶，O系人的增多会不会是战乱造成的呢？传说中商纣王大将攸侯喜所帅10万大军加上虎方和人方的15万大军一夜间失踪，有人说去了美洲创建了玛雅文明，这个肯定是臆想了，从分子人类学的角度这点就不成立。至于这些人是否有的向北去了辽西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有一点基本可以确认，就是这个时候历史文献上出现了箕子朝鲜，箕子在周初带了5000人去了朝鲜，创立了箕子朝鲜，后受周册封，与周多有往来，说明这个时候中原与关内辽西这些地方应该会有了接触的可能。不过这里发现的O3系人骨多出现在灰坑中，所谓灰坑说得白点就是古代的垃圾坑，处理废物的地方，而且这些人骨据考察都受到过重伤，通常认为是战争的俘虏被祭祀或者*掉了。看下这个遗址的时间，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时候燕国向北扩张，与大山前遗址的人们发生了冲突乃至战争。其实我们仔细看下上面的地图，这个地带按照文献记载是东胡和山戎的地盘，所以有学者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就是东胡和山戎的，而从地域上看，更可能是山戎人的，这说明山戎人主体应该是N系，是从北亚来到这里并成为了领导层。是否与周朝北方的戎人有关呢，还需要进一步考古来证明。
而到了2500年的井沟子遗址，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从考古学上，井沟子类型的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有了很大区别，而遗骨的DNA竟然全部成为了C型。按照遗传学专家的说法，这个C与之前偶尔出现的C有明显的不同，却与东西伯利亚和外蒙古地区的北亚人多有类似，同时日本人中也有这个C。这是否表明，这一带已经被彻底颠覆了，原来主导的N系人消失在主要的序列中，或逃离了这里，或融入其他部落。可能性非常大，而且还有一点，井沟子遗址出土的青铜等器物与中原并没有交流的痕迹，说明这个时候他们处于封闭状态。不过学者们还是从遗骨的DNA中发现了一些线索，井沟子遗址的C（具体类型就不说了，太专业的东西也不是这里说的，大家就知道是C下游的一类）和考证过的拓跋鲜卑贵族的C十分接近，通常认为鲜卑是出于东胡的，而且如上图所示，井沟子所处地域正好是考证过的东胡的地盘，说明井沟子遗址极有可能是东胡人留下来的。那么东胡人的基因也就基本明确了。
这片文章只能把辽西讲完了，已经很长了。还好新石器时期这边牵扯的文献很少，只有《山海经》可以拿出来说说，我们下面看下辽西地区考古和体质人类学以及分子人类学的对比分析，然后就结束此文，其他地区的分析留在后面的文章吧。
从上图可以看出来，辽西地区主要处于七老图山和努鲁儿山以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周边地区。新石器文化有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
上文提到的牛河梁遗址属于红山文化晚期，存在了500年左右，体质人类学研究结果如下。
颅形较高、面形较宽阔且颇为扁平，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各类型相比较，应该是与东北亚类型最为接近。而这种形态特征应该是可以归入“古东北类型”
在遗传结构研究方面，牛河梁红山文化居民中共检测到 15 种单倍型，属于8 个大的单倍型类群（A、B、D、F、M8a、M8Z、M9a、N9a）；总体来看其内部差异不明显，与现代各人群的内部差异均不一致，并长期保持相对稳定，在近期内没有经历过人群的扩张。系统发育与多维度分析表明牛河梁红山文化居民与东亚人群特别是中国汉族人群有最近的遗传距离，二者之间有最近的母系遗传关系。
哈拉海沟遗址与牛河梁遗址结果差不多，体质上分析是一样的，基因多了与朝鲜人群和日本人群和中国南北汉族有较近的遗传关系。
我这里引用下学者们的研究结果吧，细节不谈了，
1、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主要居民为“古东北类型”，他们创造了该地区远古时期的早期文明，应该是该地区的原始土著居民。
2、夏至早商时期，目前可以确定的只有夏家店下层文化，而人类学资料也只有大甸子组一批颅骨数据。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古东北类型”居民仍然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古东北类型”居民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在辽西地区具有明显地连续性。另一方面，大甸子一组古代居民属于“古华北类型”，虽然并非夏家店下层文化居民的主体，但也占有较大比重。
3. 晚商至春秋中期，人类学资料均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古华北类型”的居民应该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主要创造者，或者说至少是主要创造者之一。而“古东北类型”居民在这一时期则已淡出了辽西地区的历史舞台。
4. 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辽西地区文化呈现多元化，人群构成也更加复杂化。以水泉组、喇嘛洞青铜组为代表的东北系青铜短剑居民偏居于辽西地区，与东北系青铜短剑的主体人群有一定地域分布差异。辽西地区东北系青铜短剑文化居民在发展过程中与辽西及其周邻地区的其他“古华北类型”居民发生过交流，在形态特征上受其影响较大。另外，出现了一种以井沟子组为代表的新的古代人种类型“古蒙古高原类型”的居民，其颅骨形态特征与现代蒙古人种北亚类型相似，一般认为是蒙古高原南下牧民。这一时期，辽西地区古代居民的不同人种类型呈现交错分布的状态。
总之，辽西地区先秦时期居民种系成分复杂，具有多元性。基因检测的分析结果就不引用了，与这个的结果差不多，而且与我们上面的分析是一样的。
这篇文章讲述的内容比较多，所以有点长，竟然有九千多字了，我还有很多没有说，尤其是中国古代文献上对“鬼方”和“西戎”的记载汗牛充栋，很值得我们仔细推敲一番，结合现代考古的结果，想必会有不小的收获。这片文章就到这里了，我们会在这个系列的下篇文章中继续分析各地遗址的分析考察结果，我们这里先小作一个结论，由前面提到的两个遗址人骨的分析结果来看，作为商周两代非常重要的“鬼方”和“西戎”两支戎狄系的人种都是“Q1a1”型号的父系单倍体，这个单倍体是中国境内独特的一种游牧民族单倍体，与汉人主体“O3”系不同，所以从遗传上可以得出结论，商周两代中国主体民族不会是“Q”系戎狄人或者“R”系的白色人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