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本就暴利，人心欲赘难填，为赚得更多，开始走私。当时鸦片的走私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由英国散商在当地行商包庇下，夹带鸦片进入广州黄埔，再流入内地；另一条由沿海商贩先从澳门购得鸦片，再在外海分批卖给经销商。由于油水太多，一些官府衙役都纷纷手痒，按捺不住要分一杯羹，他们乘坐被称作“快蟹”的武装商船，来往于伶仃洋的海面，装货卸货，不亦乐乎，在这个鸦片带来的风口，把自己的良心喂了狗，大赚快钱。
“武林高手”道光，倒也不是善茬儿，于1839年，派猛人林则徐禁烟，并颁布《钦定禁鸦片条例》，奈何林公虽猛，猛不过西方的坚船利炮，鸦片战争的炮声一响，道光的“钦定”也就算不得数了。
1842年，两江总督牛鉴与英方代表璞鼎查照会，来了个最后的倔强，表示“自禁吾华民之吸食耳”，意思就是鸦片你们随便卖，我不让我们这边的人吸就完了。
如此单方面的“禁烟”，鸦片自然是越禁越多。光是上海一个口岸输入的鸦片就接近鸦片战争前的总量，以至于中国进口商品大多为鸦片所取代。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大案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出了件贪腐大案。
有个叫张亨志的土豪，想花钱捐个知州，携着1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跑到户部打点，正巧他有个弟弟张诚保是银库的保安（库丁），行事颇为方便。
这天，张亨志的姐夫周二，带着11袋银子来到银库，银两入库时，张诚保有意无意，多报了银两数目，周二这个“裙带”装聋作哑，瞒天过海，11袋银子只入库了7袋，昧下了4100两白银。
这种雁过拔毛的事儿，在当时倒也稀松平常，谁料，不知哪个库丁捅了出去，周二在回家路上，被人堵住，强行所要封口费，否则就报官。周二自认晦气，掏了几百两，以为事情到此为止，结果找上门敲诈勒索的人越来越多。几个没得手的，怀着一腔悲愤，上报了官府。
侵吞户部库银不是小事，此案很快被转交刑部，清朝大学士潘世恩听闻，怒不可遏，向道光上了一封奏折，会武术的道光龙颜大怒，老子我上朝都穿补丁，你们这帮兔崽子，还敢侵吞库银！遂令军机大臣与刑部严加查证。
不查不要紧，一查吓一跳。刑部方面报告，户部本应存有银两1218.2万，实际却只有292.2万两，亏银数额达925.3万两，“马县长”们把大清银库都掏空了。
当时清朝内忧外患，不但要赔偿鸦片战争赔款，还得治理黄河决堤，道光一怒之下，又玩了回“钦定”，令从嘉庆五年至道光二十三年（1800—1843）间的所有库官和查库御使，按照每月1200两的额度罚款，历任管库大臣每月罚银500两白银，查库大臣6000两白银，已故者减半。
即便如此，追缴回来的银两还不到亏空的一半。
贪腐只是一方面，清朝的致命财政漏洞，其实源于它的财政体系本身。
在高中历史课上没打瞌睡的同学都知道，清朝英明神武、还想再活500年的康熙帝做过一件大善事，那就是废除人头税，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口数为征税标准，之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谁料，就是康熙做的这件大善事，成为日后压垮清政府最大的财政包袱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