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以后，清朝人口一路飞涨，鸦片战争爆发时，人口已突破4亿。所有人的吃喝拉撒都需要钱，清政府的国库却仿佛结婚后男人的钱包——日渐干瘪。与此同时，清朝的那些贪官污吏，巧立名目，为了一己私欲疯狂搞钱，结果老百姓也没有怎么享受到康熙的恩泽，反倒一步步走向深渊，许多人被逼得急了，把心一横，啸聚山林，干起绿林的勾当，清政府的统治危如累卵。
就在紧要关头，一个财政上的“小发明”为清朝的苟延残喘又续了一秒。
1853年（咸丰十年），扬州江北大营的军务大臣雷以贤奉命对抗太平军，刚刚到任，他发现到处都是防务漏洞，归根究底是因为兵力太少，府库没钱养兵。这位“雷老虎”灵机一动，想了个点子，令当地米商每销售一石米，便缴纳50文钱。江南乃是产米之地，米店满山满谷，对于这些商家来说，每石米交50文，根本不算事儿。
这一做法收到了效果，“雷老虎”受到鼓舞，写了封《请推广厘捐助晌书》上报朝廷，汇报自己的工作经验，建议按照值百抽一的税率，对商贾进行薅羊毛，还给这种薅羊毛的新方法起了个名字——厘捐。
看罢这封奏折，咸丰乐了，赶紧下旨，这么整挺好，全国推广吧。“雷老虎”这个灵机一动的小伎俩，开启了中国税收史上对商人征税的先河。
咸丰一下旨，厘金制度风行全国，结果搞过了头，“举凡一切贫富人民自出生到死亡，日用所需之物，无一不在被课之列”，也就是说，从摇篮到坟墓，大清的老百姓，凡是做点小买卖的，不论穷的富的，都被征了厘金，如米捐，房捐，船捐，茶捐等。
在运送商品的物流路程上，各地官僚设置了五花八门的厘卡，过一次征一次，一路上要交十几次，往往到了目的地，这单生意也没啥赚头了，由此搞得民怨沸腾。
湖广总督张之洞——我的沧州老乡，深谙厘金恶政之危害，下决心整顿，共计裁撤29个厘卡，所有货物只收一次税，以后沿途经过多少关卡，都不用重复征税。张之洞还设计了一种四联统捐票，每个湖北或进入湖北的商人都发一个，分作收执、查验、缴核、存根四联，商人自己一张，第一次查验留一张，厘局填票后上缴总局一张，局里备案再留一张，各个环节都有查验，谁中饱私囊，谁吃拿卡要，一看便知。
可惜，张之洞此举，动了太多大清官员的奶酪，根本无法全国深入推行，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关税厘金占清朝财政收入总额的一半还多，传统的田赋则降至33.8%。最终，厘金制度带来的苛政，成了清政府饮鸩止渴的毒药，亦成为压垮清朝的最后稻草之一。
货币
当下，中国的人民币相当坚挺，在世界舞台大放异彩，假以时日，有望与美刀一较高低。但回顾历史，清朝时的货币，却一言难尽。
清朝以白银为硬通货，如果你下馆子，来一壶好酒，再来一碗热粥，配上几斤熟牛肉，问店小2三两银够不够，店小二可能还真做不了主。
为了估算银锭，清朝设置了公估局，但只能鉴定一两以上的银两，一两以下的碎银不被纳入鉴定范围。在交易时也不会细看，这给了一些奸商以机会，用低成色银两冒充高成色，用私铸银两代替官制银两，使得清朝的平民消费者深受其害。
与此相对，晚清民间颇流行外国货币，比如最早打入中国市场的西班牙银圆，其铸造地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墨西哥。西班牙银圆分两种，一种正面是西班牙国徽及皇冠，背面为东西两半球及双柱图案，被唤作“双柱”；另一种是银圆上铸有各个国王的头像，被呼为“佛头”。双柱和佛头统称为“本洋”，后来，又流行墨西哥银圆，上面刻有鹰徽，被称作“鹰洋”。
西班牙银圆：佛头
鹰洋
鹰洋等外国货币，在晚清民间大受欢迎，需求远高于供给，一些人见有利可图，便借此换取中国的纹银以获利。外国商人则利用这一点，以银圆在中国收购白银，再拿到国外铸成银币，流回中国，反复赚取差价，使得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按照度支部的统计数据，仅外国银圆一项，清朝就有1.7亿两白银的流失。
英国人见了眼红，也将他们那条伪善的绅士大腿插足进来，在香港建立了自己的铸币厂，专门铸造银圆，声称英国制造的银圆，有着标准的成色和重量，将成为最完美的货币，取代本洋和鹰洋。其后，日本、美国也跟进来，相继铸造了自己的银圆。日本人铸造的银圆因印有飞龙图案，被称作“日本龙洋”。
为与列强的银圆竞争，1852年，福建巡抚花沙纳上了一道奏折，建议用纸币代替银两流通，谁料，老百姓不傻，清朝的这种纸币没有准备金等保险措施，官府也没有定量发行的意识，不过是搜刮民财的工具，说穿了不过一张纸，根本推行不起来。
就在满朝大臣一筹莫展之际，我的沧州老乡张之洞又勇敢地站了出来，1887年，张之洞奏请允许他在两广自铸银圆，以对抗外国银圆。这个硬朗的老头，聘请西洋技师，购买外国机器，设立专属机构，风风火火干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