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证出家说：
通过民间传言和史料记载结合来看，人们似乎更愿意相信顺治皇帝出家的说法。根据清宫内国史院中的满文档案记载，顺治皇帝十四岁那年，也就是顺治八年的冬天，他在遵化打猎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在山洞里默默修炼了九年的法师，法号叫别山，在与别山法师的一番长谈之后，顺治对他非常佩服，也就是从此之后，顺治便与佛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顺治特意在京城西苑，也就是今天的中南海，为别山法师辟出了一处万佛殿，供其前来修身，可别山法师却仅仅入宫作了礼节性的拜访后，又回去他的山洞了，这使顺治非常感动，于是思想逐渐超脱了凡俗，一心向佛，也将尊贵的皇帝之位视为过眼云烟了。
顺治十四年，二十岁的顺治皇帝在京师海会寺，同临济宗的高僧憨璞聪会面，这次会面，两人相谈甚欢，憨璞聪对佛法的阐释深深触动了顺治。从此，顺治对佛教便产生了更加深厚的兴趣，并请憨璞聪奏列了江南各大名寺的高僧姓名和情况，开始请临济宗的高僧入宫阐释佛法，其中对顺治影响很大的僧人是浙江湖州，报恩寺主持玉林琇，浙江宁波天童寺主持木陈忞，以及玉林琇引荐的弟子茆溪森，在这些僧人的包围阐释下，顺治从佛教中得到了深深地精神慰藉，并逐渐转变了自己的思想信仰。顺治皇帝拜玉林琇为师，并请他为自己起了一个法名行痴，玉林琇的大弟子茆溪森不仅成为了顺治的师兄，更因为他自身高深的修行和学识而受到顺治深深的信赖。据这些僧人记载，顺治皇帝已经在思想上完全接受了佛教关于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观念，如果想脱离轮回，就只能通过修悟佛法的教义，因此他认为自己的皇帝之位，也只不过是世俗之中的过眼云烟，来世并不知道会身在何处，所以他在受到重创后出家的念头，也许就是他思想信仰的结果。
除了以上的印证外，史书中也有相关的印证。据《起居注》记载，康熙即位不久后，孝庄皇太后曾多次带着他上五台山礼佛，这类的活动本来可以在北京举行，但他们却不远千里去到五台山，并且还去过很多次，由此看来，顺治在五台山出家修行，也许才是隐藏在礼佛背后的真相，而这也正好可以解释吴梅村在诗中写到的“日往清凉山”。在庚子之变的时候，慈禧太后西逃到山西北边的时候，向五台山借了一些生活上的用具，有人说那些用具跟宫廷用具非常相似，很可能是顺治皇帝当年用过的，这就又给顺治在五台山出家的说法增添了一道论据。
康熙和孝庄的五台山之行，神秘的御用器具，还有民间关于顺治皇帝与董小宛的爱情传说，这些都在印证着《清凉山赞佛诗》中的影射。顺治在临终前命大学士王熙草拟并钦定的《最己诏》中充满了顺治皇帝的自责，“经营殿宇，靡费甚多，燕处深宫，御朝绝少，自恃聪明，不肯纳谏”等先后开列了多达十四条“朕之罪”。
关于顺治皇帝死亡之谜，大概可以还原成这样一个过程：孝庄皇太后害死了董小宛，顺治在心灰意冷之下，以病逝作为假托辞，去了五台山出家为僧。而孝庄皇太后唯恐这件事被天下人知道后成为皇室的笑柄，于是便假借顺治之名，伪造了遗诏，遗诏中的种种自责，无疑就是孝庄强加给顺治的罪名了。对于这样的说法，有专家学者持有不同的意见，认为从顺治的感情基础和思维方式来看，遗诏中的自责之意也还在情理之中。顺治作为一个满族出身的皇帝，在入主中原之后，面对这里的生活、文化以及臣民，都是感到陌生的，他要想当好皇帝，实行有效的统治，必须尽快去适应一切，甚至需要背离自身原有的一些传统习俗，这就使顺治常常陷入一种困惑和自我矛盾中，在他内心深处，也不免会有自责的情绪。
三百多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了，那段关于顺治死亡的历史在岁月的流逝中愈发模糊不清了，究竟是什么夺走了年轻皇帝的生命，又或是真的如民间流传那样顺治出家之后晚年善终，也许永远也无法得到准确的答案。人们只能依靠着史料当中的零星记载尽可能地去还原那段未知的历史，为了爱情遁入空门，或许只是充满想象力的传奇，也是民间人们对痴情皇帝的一种念想，从史学角度来看，似乎死于天花的说法更为可信，但历史正是因为有了很多难以猜测的谜题，才会显得更加耐人寻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