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与孔祥熙
在《工商行政宣言》中，对国营工业的调子还比较低，提到“各种民营工商事业之已著成效者， 国家即不再行举办，以免与民争利”。而在《实业行政宣言》中，国营工业专门列了一条。第19条说：“筹办国营工业，举凡具有基本性质如酸碱煤膏棉毛及铜铁冶炼等重要金属之工业，与夫机器造纸制糖人造丝，暨制造各种动力机关等大规模之工业，非私人能力一时所能兴办者，均拟斟酌缓急，分别进行，以资倡导。”可见准备兴办的国营工业相当广泛。民营工业也列了一条。第23条说：“保护各种民营工业，并扶助其发展，俾便在国内市场，得有充分之能力，与舶来品竞争，以为经济自立自给之准备。” 1931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孔祥熙在中国经济学社作题为《如何实现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的演讲，提出了六条发展实业的政策：关税自主，开发交通，活动金融，严定法规，发展科学，劳资合作。其中劳资合作的要点有三：规定各种实业股份的最少金额单位，使工人有力投资，随时可成为实业*；各种实业经营利润应提若干成给工人，并举办各种改善工人生活福利事业，如居住、教养、娱乐、医院、保险等，使工人对工作场所休戚相关；经营实业者举办工人储蓄，优给利息，使工人零星小款逐渐变成股本，不作无谓消耗。最后，孔祥熙将他的实业政策归结为48个字：“努力开发 富源，实行政府保奖，提倡劳资合作，利用散碎藏金，改良旧有工业，重用专门人材，采取保商税则，扩充水陆运输。” 孔祥熙的六条实业政策，对发展实业无疑都是重要的，但实行起来并不容易。如“劳资合作”一条，在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国共两党处于武力对抗的状况下，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孔祥熙对农村*、农业凋敝发表过不少言论。1934年他说：“中国是农国，所以国的根本就在农村。现在各地土匪蜂起，盗贼如毛，就是由于农村*的缘故。” “我国以农立国，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农业不振，则整个经济因而衰败。” 他强调要救济农民，提到的办法有增加农业生产，发展农村工业，废除苛捐杂税，改良农村金融制度（提倡农村金融合作社，设立农工银行）等。对于农民的土地问题，孔祥熙于1938年曾表示：“农村土地问题之根本解决，当依照本党平均地权政策，使耕者有田，劳者得食，在此抗战时期，固不宜操之过急，亦须积极施行，稳健推进。”他所说的“耕者有田”，是要由农民出钱向地主买田，叫做“赎土归佃”，“地主逐渐收回其地价，投资于生产事业” 。他提出先在陕北各县试行，同时江西亦“试行分配农田”。试行地区放在陕北和江西，陕北靠近共产党中央的所在地，江西是原来的中央苏区所在地，选择这两个地区是有深意的。但即使是采取“赎土归佃”的办法，抗战期间也根本不可能试行。 1936年，孔祥熙作题为《自力更生与经济复兴》的报告。他说：“我们要复兴经济，自力更生政策，是最可靠的。我们实行这种政策，并非有拒绝外人投资的意思，正是因为目前外人没有投资的力量，我们不能坐以自困，而且专靠外人是不行的，不能不采取自救的方法。” 自力更生并不否定利用外资，但外人的投资有限，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力量。
宋子文与孔祥熙
1939年抗战两周年纪念，孔祥熙发表《长期抗战与生产建设》，对战时经济建设发表了意见。他提出要以西南、西北地区为“建国复兴的根据地”。他说：“西南西北关山阻隔，形势优越，敌人倾百万之师，穷两年之力，不能深入。由此证明西南西北的建设，不仅可以应付目前的战争，亦且可为国家久远建设之理想地带。”对于工业建设，他指出过去“多就一时一地之需要，为局部的经营，故发达每呈畸形”。机器制造业“仅着眼于军事上之需要，对民生日用品之制造，未加注意，此为性质上之畸形”。工商业的创设“多因机器交通上之便利，集中于沿海口岸，未能注意于内地之开发，此为地域上之畸形”。他提出今后要进行“有计划之建设，凡重工业之有关国防者，以国营为原则，应依据资源分布，及国防需要，分区建设。轻工业之关系民生者，则以政府协助民营为原则，并应尽量设法使其农村化，一以避免产业集中都市之病，一以吸收农村广大剩余劳力，使从事于生产事业，并加强农业与工业之连锁关系，期能相互为用，分途并进。”还要发展矿藏和交通：“交通与国防军事以及国民经济之关系，最为密切。今日世界上任何国家，欲致富强，必先发展交通，而其国家的文明程度，几完全与交通发达情形成正比例。” 关于矿产的重要性，1942年他又说：“欲求工业之发达，固必先致力于矿产之开发也。近世战事，以工矿为建军之本，成败之数，大半决于工矿。” 孔祥熙原来主张保护贸易，但在1943年他又提出了互惠贸易的主张。他认为：“过去世界上关于贸易问题，尚有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两派，这两种贸易政策皆有偏弊，非促进人类幸福的办法，现在都已渐渐落伍，成为历史陈迹。” 他说1937年他到美国时，曾会见现任国务卿的赫尔。赫尔主张互惠贸易，孔祥熙认为“此实贤明进步的见解，我个人表示十分同意”。 以上孔祥熙关于发展实业的论述，以任工商部长和实业部长时最为系统。当时国民政府官僚垄断资本尚未形成，对发展民族资本还有一定的热情，故发表的言论比较符合时代的要求。其中有些主张在一定的程度内得到了实现，如1929年实现关税自主，1931年裁撤厘金等。但是作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之一，孔祥熙终究要成为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维护者，所以他的发展实业的主张大多只能是一种口头的标榜。
二、银行论 孔祥熙很重视金融。他于1931年提出六条发展实业的政策，第三条就是活动金融。他说：“中国币制紊乱，又无强健有力之金融机构，是以经济事业，不易发展”。中国的现金并不缺乏，“其病在不能集合，不能流通”。应建立健全的金融机构，“能得到人民之信任，吸收存留于人民手中及埋藏地窖内之金银，以存于银行”，再推广储蓄及简易保险等业，收集零散资金，集少成多，用来兴办各种实业和供农工商民需要。“使金融活动，犹如人身之血脉流通。如此则各种实业，自易顺利发展，十年廿年后，便可迎头赶上西洋，实现民生主义之经济建设。”要通过健全银行机构来吸收资金，“使金融活动，犹如人身之血脉流通”。以后仍常以金融比血脉。1939年他指出：“金融似流水，应使之融会贯通，亦犹如人之血脉，遍行全身，血脉不流通，人必致死亡，金融乃国家之血脉，其与财政，表里为用，关系綦切。” “金融与财政之关系，最为密切，有健全之金融，而后始有健全之财政，诚以金融与国家经济，社会民生，息息相关，如金融不健全，一切事业无从进行” 。1941年他又论述了金融、财政、经济三者的关系：“抗战以来，我国金融措施，一向抱定下列方针。即以财政之力量，控制金融，方可导入正轨；以金融之力量，扶助经济，方可促其发展；更以经济发展之力量，充裕财政，方可巩固其基础。盖财政金融经济三者，必须呵成一气，方可收相互为用之功。” 金融和财政紧密结合在一起，反映了近代中国的一个特点。 发展金融需要有健全的金融机构。孔祥熙又说：“金融之机构如血液之脉络，血液运转必赖脉络，金融流通必赖机构，无健全之金融机构，以司主管运筹之枢纽，仍不能视为完善金融制度。” 最主要的金融机构是银行，可见孔祥熙对发展银行的重视。 1933年11月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次年8月美国开始向海外高价收购白银，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引发了中国1934~1935的严重金融危机。孔祥熙利用当时中国金融界的困难处境，用发行金融公债的办法，对中国、交通银行以及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等商业银行实行增资，控制了这些银行，形成了以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为核心的官僚资本金融体系。“并将银行业务，重行划分，除中央银行规定为银行之银行外，中国银行为国外汇兑银行，办理对外贸易及汇兑，交通银行为实业银行，办理工商业放款，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扩展农民银行，成立农本局，组织合作社，实行农村低利放款。” 作为解决金融危机的重要对策是在1935年11月4年实行法币政策。在宣布实行法币政策时，孔祥熙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宣言》 。《宣言》对今后的中央银行制度作出了如下承诺：中央银行要改组为中央准备银行，主要资本由各银行及公众供给，使它成为超然机关，能以全力保持全国货币的稳定。“中央准备银行应保管各银行之准备金，经理国库，并收存一切公共资金，且供给各银行以再贴现之便利。中央准备银行并不经营普通商业银行之业务，惟于二年后，享有发行专权。”1936年5月他又在一次演讲中说，要将中央银行的商股总数扩充至资本总额的60%，“以示与民共有而便使中央银行处于超然地位，尽银行之银行的职务” 。“中央准备银行”后定名为“中央储备银行”，曾拟订《中央储备银行法草案》，并经立法院通过。《宣言》还谈到要健全中国的商业银行制度，“设法增加其活动能力，俾其资金充裕后，得以供应正当工商企业之需要”。同时还要专设办理地产抵押业务的机关，修改现行法律，“务使抵押质权更为稳固”。因抗战发生以及金融垄断的利益，这些都未成为事实。
三、货币论 实行法币政策并不是孔祥熙的创造，事先国内已经有这方面的舆论 ，而且据说孔祥熙并没有参与法币政策的拟订 。 实行法币政策意味着放弃银本位，但孔祥熙不敢承认。在财政部的《新币制说明书》中有一小节为“新货币制度绝非放弃银本位” ，理由是中央造币厂仍按照《银本位币铸造条例》铸造银币，“法币之准备，仍以现银为基础，保持以前之准备办法，有多少准备方可发行多少法币，法币与现银间并未脱离关系”。“所以新货币制度，不是放弃银本位。而是增加银本位之健全，亦不是纸币政策，而是企图法币流通之充实。”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白银已收归国有，是否继续铸造银币并无实际意义。即使是实行同以前一样的准备制度，纸币不能兑现，就已经成为不兑现纸币流通制度，而不再是银本位制，“绝非放弃银本位”完全是掩耳盗铃式的申辩。孔祥熙自己则提出“通货管理”的概念说：“此次停止行使硬币，既非通货膨胀，亦非纸币政策，乃为实施通货管理” 。照他的意思，纸币政策仅是指“无准备金发行”纸币的政策。关于新币制的性质，《说明书》说仍是银本位，孔祥熙又说是通货管理，自相矛盾。其实，无论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都可以实行通货管理，将纸币政策和通货管理对立起来是错误的。提出这样一些理由，反映了孔祥熙在法币发行初期对放弃银本位的遮遮掩掩的态度。 《说明书》还有一小节是“新货币制度绝非通货膨胀”，理由是：“新货币制度对于法币发行之准备，并未变更以前之规定，发行法币需要全额准备，既未变更，而准备中六成现金及四成保证准备之比例，亦未变动，自与通货膨胀有别。” 孔祥熙在《宣言》中则说：“政府对于通货膨胀，决意避免。关于财政整理之措施，业已准备就绪，再历十八阅月，国家预算即可收支适合。”当时根本不具备财政收支平衡的条件，事实上法币的发行就具有弥补财政赤字的作用，“再历十八阅月”即可收支平衡的保证是没有根据的。 至于说准备制度不变就不会通货膨胀，更是欺人之谈。用法币收兑银元，用这些银元作为准备金，而现金准备只占法币发行量的60%，这样就能大大增加法币的发行。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日益加剧。但孔祥熙一直不承认纸币发行过多，多次发表否定通货膨胀的言论。1939年10月他说：“我国法币，现金准备始终维持六成以上，视欧美各国仅有二三成现金准备，我胜于彼远矣。”他承认单靠现金准备不可能保持纸币币值的稳定，还必须控制发行数量，指出：“苟准备充实，而发行无度，仍不能维持其价值”。但对于发行数量，他却说：政府“对于法币发行，始终抱谨慎态度，抗战二年，发行额与战前比较，虽有增加，然以后方各省向系缺乏货币流通，及当前开发生产需要之故，为数实不为多，绝未发生恶性通货膨胀之弊害”。1940年1月他又说：“发行数额是否逾量，不在乎数目字之多少，而全以是否适合于社会之需要及已否超过饱和点而定。若秉此观点以衡量我国之发行数量，不但未超过饱和点，并且反在饱和点以下。” 这是孔祥熙为通货膨胀政策辩护的理论。在恶性通货膨胀时期，纸币发行数量虽然增加，而其所代表的价值总量反而降低，因此不能满足流通的需要。这就是法币“不但未超过饱和点，并且反在饱和点以下”的真意。不管纸币贬值到何种程度，它永远也超过不了“饱和点”。 1941年5月，孔祥熙又提出否定通货膨胀的一个理由说：“如果通货膨胀，法币过多了，那末物价上涨，应该是很普遍的。但是现在中国的物价，各地之间，相差很远，例如四川比较高，难道四川的法币太多，通货膨胀了，其他物价较低的地方，通货便没有膨胀吗？”他还举几天之间的米价波动说：“难道说前几天通货膨胀了，这几天通货又紧缩了吗？”他要以此证明，“我们现在可以说根本上还没有通货膨胀，自然不能说物价上涨，是通货的关系了”。他又以重庆借款利率高达三分、内地高达四分五分为例，说明筹码（法币）的不足。因此得出结论说：“总之，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完全心理作用所造成，当然只有严格管理，才可稳定物价。” 这完全是强辩。各地物价上涨率不同，并不足以证明不是通货膨胀。利率的高低则决定于借贷资本的供求关系，而且通货膨胀会促使利率的提高，因为贷放者要以提高利率来弥补货币贬值所造成的损失。至于心理作用，本来就存在于经济活动中，看涨心理的形成只能从通货膨胀的客观存在中得到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