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钦为孔祥熙祝寿
1942年7月，孔祥熙又说：“我们发行的准备，规定要有六成现金准备，四成保证准备，其所发纸币，自然不落空的。且按之实际，通货又何尝膨胀呢？到本年四月止，法币的总额，不过是一百七十万万元，较之战前国内流通筹码达二十二万万者，至今已仅仅增加了八倍半左右，如果说物价高涨是因为通货膨胀的话，为什么物价不也涨八倍半左右呢？可见物价之涨，物资缺乏的原因，大于通货的原因” 。他所说的数字除1942年4月的法币发行数字不错外，其余都不可靠，既夸大了战前的法币发行量（1937年6月的法币发行量为14.1亿元），又大大缩小了讲话时的物价上涨率。如以1937年6月的法币发行数和物价为1，据统计，1942年4月的法币发行指数为13.12，重庆基要商品批发物价指数为41.18 ，物价的上涨速度早已大大超过法币增长速度。至于物资缺乏，反过来说就是通货过多，用“物资缺乏”来否定通货膨胀，也根本不能成立。 直到1943年，孔祥熙还在否定通货膨胀。他说：“一般不明实情的人，归罪于通货之膨胀，他们不知货币学上之所谓膨胀，是指超过需要而言。现在我国各地方多感通货之不敷，筹码之不足，周转不灵，这种情形，能称为通货膨胀吗？”他仍用实物供应不足和人们的心理作用来解释：“通货价值之高低……是在实物供应之是否丰富。所谓[通]货者，即代表实物之筹码，如仅有筹码而无实物，则此项空洞的通货，便无价值，现在物价的变动，其原因就在供求的有无问题。”关于心理作用，他说：“心理上的作用也很大，大家对于物价看涨，出卖者加价出售，收购者囤积收藏，情势因之更坏”。这两条的所谓理由，前面已作过分析，这里就不重复了。 战争时期，通货膨胀是难以避免的。政府应该尽量降低通货膨胀率，而不是想出种种理由掩盖已经存在的通货膨胀现象。孔祥熙既不能有效地降低通货膨胀率，又不能坦率地承认通货膨胀的事实，只是想出种种歪理来否认通货膨胀，充分反映了对人民进行欺骗的实质。
四、财政论 关于财政的作用，孔祥熙曾表示不能仅限于征税聚财。1936年他指出：“理财者之使命，不仅须有征税聚财之消极功能，更须斟酌时代环境，力谋财政建设，直接间接，为社会经济求发展，为国家民族求富强……而其要旨，则必以国计民生为依归。”他解释“国计”说：“所谓国计，非仅充府库，足国用而已，必也于足用之外，谋所以利用之方。”又解释“民生”说：“所谓民生，非仅薄赋敛，不扰民而已，必也于与民休息之余，更力谋人民富力之增进，凡有关平均人民负担，发展人民生产，改进人民生活诸端，均应作积极之建设。” 这是说理财的目标应比充府库、足国用、薄赋敛、不扰民的要求更高，要力求促进经济的发展，接近于中国古代的广义理财思想。 从理论上说，孔祥熙很懂得增加财政收入要从培养税源入手。1933年他指出：税收的“重要根源，尤在振兴社会的繁荣，运用金融的灵活，使商货流通日益便利，市场销流日益畅旺，则不待税率之增加，而收入自能充裕”。“就财政计划言之，则不因征敛而伤民力。举办税项，当注重普遍而轻征，使得生息孳乳，培养税源。” 1938年他告诫财务人员说：“理财要顾全民力，不可竭泽而渔：要想国家的财政充裕，必须要税收畅旺，要税收畅旺，必须要培养税源，所以善于理财的人，不专以搜刮为能事，而要以扶植民力为先务。要知道办理财政，不是掠夺性质，而是先有耕耘，然后才能有收获的。” 所谓“扶植民力”，就是要发展经济。 孔祥熙理财的根本方针是“开源节流”。1939年他说，“本人就任时，本先圣之指示，以开源节流为理财之方针” 。对开源节流的解释，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往往不同。如1933年说：“关于将来财政的方针，不外是开源节流。不过要开新的税源，应从培养旧的税源入手……在节流方面说，不外确守预算，抱同甘共苦之决心，节省无益的糜费，以增加行政的效能为主。” 1938年说：“财政上所谓开源者，简单的说来，就是增加税收。” 1939年说：“对于开源，则着重于培养民力，增加生产，谋金融之充分流动；对于节流，则着重于合理支配，调剂缓急，撙节不切要之开支，用以促进建设事业，充实国防设备。” 1940年又说：“在开源方面，注重发明与创造，在节流方面，要废止使用舶来品，抑制消费，以余款贡献国家。” 1939年10月，孔祥熙又提出“财政为庶政之母”的观点，将财政工作提到了政府各项工作的首位。他说：“财政为庶政之母，所有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种设施，皆赖有健全之财政政策为之策动，国家整个政策之能否推行，全赖财政情形以为转移，故财政之良窳，可以卜国家之盛衰。” 经费充裕确是推动政府各部门有效工作的根本保证，但“财政为庶政之母”，财政“可以卜国家之盛衰”之论过分突出了财政，并将经济从属于财政，这同一年前所说的“要以扶植民力为先务”已有了差异。片面突出财政的作用，反映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财政越来越困难的处境。唯财政论的指导思想势必走上竭泽而渔的道路。事实上当时孔祥熙提出的战时财政政策就具有这种倾向，他说：“故为树立健全之战时财政政策，应以公债为主干，以增税为后盾，以极谨慎之发钞流通产业金融为临时之补充，实为理论上与经验上不易之论。” 发钞实在谈不上“谨慎”，也不是“临时之补充”，而是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手段。 农村经济凋敝，孔祥熙认为是由于苛捐杂税所致，他企图通过整理田赋附加，废除苛捐杂税，确定地方预算等办法来解决。1934年5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即以此为主要议题。此前，孔祥熙作了题为《救济中国经济危机》的报告，谈到农民负担太重的情况说：“中国现在的农民负担实在也太重了……裁厘之后，没有适当的替代税，地方当局遂增加田赋附加，以为弥补。现在合计此种附加，有至卅余种。厘金征收取诸全民，田赋增加则全部责诸农民负担。以至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不但凶岁不免于死亡，即丰收之年，也因税捐重重，不克安身。” 因为他把农民负担重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地方附加税太多，所以又提出要整理地方财政，“以量入为出为主，不得量出为入”，而且要“从确定地方预算入手” 。编制地方预算的审核办法是：“县预算由省核定，余款解呈省库，如有不敷，由省库补助。省预算由中央核定，余款呈中央核准积存，为建设之用，如有不敷，再由中央补助。” 孔祥熙的观点反映了国民政府统治区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因此在财政会议开会词中，他又特地谈到：“中央与地方原属一体，休戚相关，原无畛域可分。当此危急之秋，尤赖于精诚团结，以度难关。”“财政为国家命脉，正如血液之于人身，必须全部流通，始有健全之体力。倘一段一节，各自为谋，势必偏枯而至僵仆。” 财政会议通过了100余条议决案，为推行他的主张造了一些声势。1938年他说已废除苛捐杂税5 000余种，废除税款6 000万元 。
抗战时期孔祥熙实行了许多增税办法，都作了一些理论性的说明。这里仅举专卖为例。专卖于1941年由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1942年开始实行。专卖的商品有盐、糖、烟类、火柴四种。1944年7月首先废除糖专卖，随着孔的下台，次年2月其余三种专卖亦被废除。专卖收入所占全部税收的比重，1942年为48.5%，1943年为25.%，1944年为11.4% 。专卖本来只是为了取得财政收入，但孔祥熙将它提高到实行民生主义的高度，称之“为实现民生主义之一环”，其目的有三：创造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消灭居间剥削阶级，调节社会供需关系；不仅以财政收入为目的，同时更注意经济之调剂，及民生之需要 。除三条目的（又称“三种原则”）外，还有四种特色：提高专卖物品的品质，以保护人民健康的生活；提高专卖物品产制的标准，以为发展国际贸易之基础；于寓税于价之中，更采寓禁于征之精神；暂取统制管理的方式，充分与工商合作，而不急遽地将物品之产制运销，悉由政府独占 。中国历史上有些通过官营工商业以获取商业利润的主张，要加上调节贫富、抑制兼并、平衡物价等帽子，《管子•轻重》为其典型。孔祥熙的专卖理论也具有这样的特点。 盐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的一种专卖商品。孔祥熙在题为《盐专卖制度之实施与干部训练》的报告中联系历史来作分析。他承认历史上的盐专卖“完备之时少，破坏之时多”。认为“此皆由过去政府对于专卖缺少缜密之计划，管理之法既未甚善，而人事配备亦未合理”，需要“惩前毖后，加意改进”。他针对性地提出了三条：（一）缜密计划。他说：“计划为一切事业设施之母”。“明初盐法于生产方面规定甚详，然以开支之数过多，不能与生产数量配合，明代盐法终于破坏。反之，如刘晏之就场专卖，范祥之改行钞法，事前均有预定方针，详密计划，故终晏终祥执政之时，有利无弊，则事前计划之缜密与否，实为事业成就之主要因素，昭然明甚。”（二）科学管理。专卖政策“能否成功，管理之是否合理，为其关键之一”。“过去专卖失败的原因，即由主持者未能运用商业上之管理方针”。他主张“运用工商业管理之原则，以增加盐业生产及经营之效用”。（三）健全人事。他说：“立法需人，行法亦需人，故人事问题，为任何行政机关首须解决之一环。人事健全，则全部难题即已解决其大半，所谓人事健全者，不仅谓能选贤与能，而尤须注意机构组织之合理，工作分配之协调，并建立完备之人事制度。” 孔祥熙提出的专卖管理的三条原则，应该说不仅对于专卖，对一般经济管理也是适用的。但是历史上专卖政策的失败，由封建政府经营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所谓缺少缜密计划、管理之法未善、人事配备未合理，其根源都在于此。国民政府的专卖是在统治者极度腐败、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救急措施，根本不可能实行孔祥熙所说的三条原则。专卖商品原来都是民族资本家经营的，实行专卖加剧了统治集团和民族资本家的矛盾。专卖商品要限制销售价格，只能压低进货的收购价格，又加剧了政府和生产者的矛盾。负责专卖的官员掌握专卖物资，营私舞弊，囤积居奇，则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在矛盾重重的情况下，专卖制度只存在三年时间就宣告彻底失败 。
宋霭龄是宋氏三姐妹中的大姐，她是一个有心机、才气、胆识的奇女子。她从来没有走上过政治舞台，却在背后影响着蒋宋孔的家族命运，她创造了宋家的神话。宋蔼龄嫁到了山西县城，却积累了雄霸天下的巨额财富，身为委员长的蒋介石对这位大姐也是毕恭毕敬，她似乎从未存在却无处不在。
宋霭龄是名扬上海的大家闺秀，孔祥熙是山西小县城的大她9岁二婚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