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城区前海西街18号“郭沫若故居”
在那集体迷失时代，他看似地位尊崇，其实处境微妙，动辄“毁巢无完卵”。从1967年4月开始，他的两个爱子先后死于非命，除了肝肠寸断暗自啜泣外，他实际措手无策；到了1974年前后，他已是堪危系于一线，还因“忧愤交加”导致肺炎突发，差点救不过来。1974年2月7日，他赋诗两首上呈，自白“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真道尽了惶恐之心。
当初，其子郭世英出事，一些材料证据竟然就是郭家“家信”，家信如何会传出的，令人细思极恐。陈明远追忆说，晚年郭沫若好些事都不让“身边的人”知晓，需避着秘书，这不奇怪吗？而在罗点点的那本“档案”自传中，翻翻108页前后那些记录，一切奥秘与诡异，也尽在不言中了。
2005年9月7日，郭家后人拜祭
我想说的是，尽管我们终迎来了海晏河清的清平世界，但有些时代终究是得反省的。
真的，我从无意嘲笑郭沫若。明眼人一看即知，晚年的郭沫若，更应该得到同情，而非批判或嘲笑。实际上，就连他本人，在内心深处也一直很清醒，甚至充满自责。
大学时代，与与郭沫若家往来密切的周国平
在黄淳浩编的那本《郭沫若书信集》（真伪的学术争议暂且搁下）中，存有好些他私下给“忘年交”陈明远的信件。这些坦诚的交流，最能反映晚年郭沫若的真实心境。比如，他自知那些诗都是不上台面的，“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景应制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之为诗！别人出于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1963年5月5日）；“我还没有糊涂到丧失自知之明的地步”(1959年11月8日）。有研究学者说，“他后来写诗是自暴自弃，反正我就这么胡写了，不是当诗写，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
郭沫若家客厅
郭沫若去世前9天，周扬来探望。周照例是一顿热捧，称颂他是“新中国的歌德”，但郭沫若只是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他的心情，其实很复杂。此前几年，他就跟陈明远这么说过，“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谈话,是有什么谈什么,我不会作戏。可是一转眼,我跟别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场作戏了。这是很悲哀的”，“如今有人说我是中国的歌德，这实际上是在骂我，在打我的耳光”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