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炎堃 李景民／口述 蒙憬／整理
民国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同官（铜川旧名）自夏至冬不下雨，秋无收获。深秋，勉强种上了麦子，谁知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春夏又连续干旱，夏田收成不够种子。秋季，下了几场雷雨，糜子收成较好，产量约及平年。民国十九年（公元一九三 O 年），南区（黄堡）、东南区（陈炉）复大旱，麦秋无收。中、东、北、西区赖暴雨还有收成。由于连续三年大旱，使同官及关中各地发生严重灾荒，饿殍遍野，人食树皮草根殆尽，同官灾民达二万余口（《同官县志》),占总人数的一半。这就是陕西关中历史上有名的十八年年馑。
地里无收成，饿死者不计其数
民国十八年年馑灾民
我们都是十八年年馑中的过来人，亲身经历了这场大灾荒。记得民国十七年秋虽无收，但一般家庭还可以凑合过日子。贫苦农民则难以过冬，将苜蓿、菜籽（油菜）连根挖去吃光了。那时候，同官地广人稀，苜蓿、菜籽种植面积约八到十万亩，贫苦农民靠它才勉强挨过了年关。民国十八年春，苜蓿、菜籽没有了，灾民只好以野菜、野草刺苋、苦菜、灰条、野扫帚、枸杞、打碗花（牵牛花）等掺些糠皮、油渣充饥。后来，能吃的野菜、野草也很难找到，又将榆树皮、玉米蕊、嫩树叶当饭吃。
大批灾民背井离乡，拖儿带女沿门乞讨，有的向甘肃一带逃荒。那时，关中受灾面积很大，粮食奇缺，同官市场一斗麦子售价七元硬币（银圆），陈炉高达十元，是平年粮价的十四倍，市民吃粮也很困难。灾民讨要不来，饿急了就从人手里、碗里抢着吃。
民国十七年到十八年初，同官县长邓德模（甘肃人）懦弱无能，依靠几个劣绅出谋划策，搜刮民财，中饱私囊，哪里还管老百姓死活。同官饥民遍地，饿毙街头。杨家砭十七八岁的独身小伙子叫满云饿死在院子里；陈炉一老汉沿门乞食饿死在南关大路边；外地一讨吃妇女午饿死在西门外城壕边；杨家沟戴家的小孩鱼儿也饿死了；南古寨（一九六五年划归宜君县云梦乡）李书娃老汉进城讨吃，饿昏在印台山土城内，已奄奄一息，幸被雷家发现救去，才幸免一死。这些都是我们亲眼看到的，没有见到的还不知饿死了多少人
敬神烧香，乞雨无果
民国十八年春，同官城乡饥民充溢，怨声载道。县长邓德模为安定人心，带领地方绅士组织百姓和学生到泰山庙祈雨。同官大街贴满了黄纸，过街标语写着“油然作云”“沛然下雨”“甘霖霈降”“普济万民”。参加祈雨的百姓和学生，人人头戴柳条帽，见戴草帽者劈头夺去。
邓县长率众绅士在前，选印台村属龙的李善人（外号，名李忍）光脚赤臂，头顶水罐随后。锣鼓喧天，浩浩荡荡，出县城北门到泰山庙的无量祖师洞敬神烧香。然后由李善人用顶的罐子在神前的灵泉汲水一罐，仍由李善人顶着，迎送至关帝庙设坛祝祷，又选二人陪伴李善人昼夜跪拜坛前，祈神降雨。半月后，不见落雨而散。
赴省城求赈灾 灾民饿殍遍地
四五月间，邓德模去职。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山东乐陵人）派秘书白如琳（山东乐陵人）任同官县长。白如琳到任，一面整顿社会秩序，一面派雷炎望、翟直生（济阳寨人）去西安请赈灾。雷、翟二人带县府公文及县长名片，路途奔波三日到达西安，但见西安街头灾民众多，屋檐下横竖躺着衣衫褴楼的穷人。走在街上，常常可见到行人围观饿毙者。皇城、满城、后宰门一带的土坑里扔着饿毙者的尸首，群狗抢着吃，让人惨不忍睹。街上饭馆里，桌子周围站满了讨吃的灾民，要不来就硬抢，用手从碗里抓面，抓到馍给上边吐唾沫，抹鼻涕，顾客不要了，他们才拿去充饥。走在街上，常常见到父母领着头插谷草面黄肌瘦的孩子，看了不由人泪流满面。
令人不寒而栗的民国十八年年馑惨状
雷炎堕、翟直生二人当晚投宿于钟楼西的东复盛酱园。第二天一早，二人即向陕西省救灾委员会投文，并面陈同官灾情。主任委员杨仁天（蓝田人）听了说道：“陕西灾情很大，受灾面积甚广，会内一时无法周转，刻下无款救济。你们先回去交差，以后有了款再作统筹安排。”二人听了面面相觑，正要申辩，忽然一群灾民拥进主任办公室，杨主任气得挥拳相向，向外驱赶，哭泣哀求之音溢于户外。
二人无奈，只好持白县长名片去新城省政府求见陕西省主席宋哲元。宋见自己秘书名片，即令三道岗哨传同官代表进见。二人来到会客厅，向宋主席面禀同官灾情，请求速施救济。宋哲元当即手谕省救灾委员会，拨给同官救灾款两千元（硬币）。雷即电话告知白县长。白如琳派一巡官带十名警士来西安，保护雷、翟二人将钱带回同官。随即令各区编造灾民花名册，报县审批后，又派专人到各区监督，将救灾款全部发到灾民手里。尽管这样，政府官员和地方绅士中仍有一些丧尽良心者克扣贪污救济款，平民百姓只得忍气吞声，哪里还敢多言。
二赴省城求赈灾，幸亏于右任帮忙
民国十八年夏，左协中旅长（后任国民党二十二军军长，一九四九年在榆林起义）率部驻同官。因久旱不雨，有些军官又倡议祈雨。驻军列队，发三个“马角”（神汉），三个大木炭火盆，火盆中烧着犁地铁铧，“马角”围着火盆边走边跳神，见站在高处观看者，便用烧红的铁铧投掷击打，催赶人们随后助威。祈雨队伍出县城南门，一直走到三里洞的药王洞烧香燃表。敬神一毕，从药王洞内取水一罐，迎至南坛（即今市一中操场东南角），设坛祭祀等雨。二十多天后仍无雨而散。
与此同时，雷炎堑奉白县长之命，二次赴西安请赈。沿途二百多里，见许多村庄房屋倾颓，人迹稀少，炊烟断绝，到处是一片凄凉景象。雷炎堕在西安请赈，投文面陈，托人说情，请客送礼，奔波三月有余，没有丝毫结果。幸遇国民党监察院长于右任先生回西安视察，赶忙前去拜谒，面陈了同官灾情。经于右任先生向省政府建议，才又给同官救济小麦二百包（母包二百市斤）。后来，华阳义赈会又救济同官一千元；地方捐赈收款六千三百六十八元（《同官县志》)。
县长舍饭，每人两勺，依然有饿死者
白如琳县长将这些钱粮大部发给了灾民。留下的一部分钱粮，从十八年夏开始，在南街（今铜川市师范学校驻址）开设粥厂群众称之为“舍饭锅”，救济老弱病残及儿童粥厂雇佣专人将粮食连皮磨成惨子，用大锅者成稀饭，一日供应一次。每天中午，白县长偕同地方绅士二人到场，由县府警察维持秩序，白县长亲自掌勺，绅士站在旁边监督，灾民排队领饭，每人两勺。
同官民俗，认为吃了“舍饭”后辈很难翻身，许多人不愿意去吃“舍饭”，但生死攸关，吃“舍饭”的人每天仍然排着长长的队伍。如此一直到民国十九年（公元一九三 O 年）春，使同官许多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灾民得救。尽管如此，因灾情大，灾民众多，加之政治腐败，救济钱粮少得可怜，且又多延期误时，因而，饿毙者屡见不鲜。十八年秋冬，我们亲眼见到外地一逃荒来同官的老年妇女饿死在南关山神庙里；还见演池饿死两个小孩，其中有个十五六岁的男孩饿死在庙院门前，到下午，尸首上爬着一群苍蝇也没人管。
民国十八年年馑乞讨者惨状
铜川北关每月逢五、十会的由来
十八年秋，同官下了几场雷雨，晚秋糜于丰收，灾情开始缓解，多数人暂时可以凑合度日，但贫苦农民仍然缺衣少食，沿门乞讨。县府除继续开设粥场外，白如琳又召集地方绅士商量，将城关每月三会（逢五会）改为每月六会（逢五、十会），以活跃市场，吸引外粮，降低粮价。有些农民可以做点小生意，有点收人，减轻灾情。绅士们一致赞同。从此，城关每月逢五、十会，一直延迄至今。与此同时，白县长又申请省救灾委员会拨给同官种子款三千元，扶持灾民种上了麦子。
十八年腊月底，年关将近，白县长将流落同官街头讨吃的灾民全部集合起来，同地方绅士土蕴章、冯又文、雷炎堕等一起，亲自带领灾民沿街各店铺讨要，卖吃食的给吃喝，卖杂货的给钱。父字号见县长及绅士们亲自讨要，哪个还敢不给日都给得比较多。讨要来的食品和钱，全部分给流浪街头的灾民去过年。
民国十九年，陈炉、黄堡仍大旱，麦秋无收。其余地区赖暴雨，收成还算可以。黄、陈两地出产陶瓷、煤炭，幸有些收人，全县灾情大大缓解。但经此灾荒，已元气大伤。由于社会制度腐败，税如牛毛，同民愈加贫苦。许多贫苦群众纷纷接受共产党的革命思想，奋起投身于谋求翻身解放
的革命斗争。
1987年11月
注;本文《铜川市郊区文史》第四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