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此时并未想到，袖子里的这两股清风，竟差点使自己丧命。
宦官王振后来见于谦未向自己献礼，果然心生恶意，遂暗地指使手下，借故弹劾于谦，导致其被判以死刑。
此事轰动一时，幸得河南与山西两地的百姓闻讯后纷纷出面为其求情，于谦方得获释。尽管如此，他仍被降职，并关押于山西。
随后，山西与河南的民众及官员再度上书请愿，于谦才终于恢复巡抚之职。直至其父母离世，他才离开山西，返回杭州料理丧事。
正统十三年（1448年），于谦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
一切，为了大明在大明王朝危难之际，于谦挺身而出，承担责任，这固然值得敬佩，但当时依然有人对他提出质疑和反对。这些人主张南迁，他们借南迁之名，实则意欲逃避困境。
于谦凭借着他强大的气场，义正词严地大声对他们斥责，并告诉他们，南迁将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这一招相当奏效，最终使得明廷的大臣们达成了共识，坚定了“主战”的信念。事实上，于谦的这种气场与“大嗓门”，曾在以前的一段往事中，得到过上一任皇帝明宣宗朱瞻基的赏识。
那时，汉王朱高煦举兵谋叛，朱瞻基亲自出征，特地带上了当时仅为御史的于谦。原因无他，只是为了在朱高煦投降之后，让于谦声讨其罪行。
于谦言辞严正，威风凛然，使得朱高煦瞠目无言，趴在地上战栗不已。史料中便有“伏地战栗”的记载，生动描绘了当时的场景。
如今回想起来，这段往事似乎也预示着于谦在面临国家危机时，将会成为捍卫大明江山的一面旗帜。
英宗皇帝朱祁镇的母亲孙太后，在关键时刻选择信任于谦，任命他为兵部尚书，算是将守卫京师的重任交给了他。于谦亦不负所托，北京城在经过调兵运粮的精准调度之后，一下子集结了20万兵马。
然而，眼下仍有一个难题亟待解决——英宗皇帝仍身陷瓦剌之手。
这意味着瓦剌人大可凭借对英宗的挟持，逼迫明军打开北京的城门，那么于谦等人的一切付出皆将功亏一篑。
于谦当然不会不明白这一点，在他的请求下，孙太后同意改立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为帝，以安军心。
于谦此举，表面看来符合情理，但其实在以前那个君权至上的时代，拥立朱祁钰无疑需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或者说将来可能为此而“背锅”。
但是，站在国家存亡的重大关头，对大明忠心耿耿的于谦，已然无暇顾及个人利益的得失了。
誓死保卫北京在战前会议上，作为统帅的于谦，与众将共商克敌之策。
石亨将军提出了一种看似稳妥的防御战术，主张依靠北京城高大的城墙，顽强死守，与瓦剌打消耗战。只要对方无法攻破城池，便可耗尽其粮草与战意，使瓦剌无可奈何而去。
在场的诸位武将听了石亨的观点，觉得暂无他法，纷纷表示赞同，唯独于谦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以当前之战局，严防死守并非上策。
于谦说：“土木之战，瓦剌尽灭我大明二十万雄师。眼下，正是他们乘胜追击之良机，倘若明军未敢出城迎战，瓦剌军将斗志昂扬，战力更得以充分展现，届时我明军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境，穷途末路也。”
于谦继而言道：“今已召集逾二十万士卒，然皆新兵矣，未曾历战沙场，经验尚浅。自土木之败后，众士心境更为脆弱。当下虽皆抱有保家卫国之志，然至临战之际，士气稳定与否，难以预料。故，唯有出城迎敌，唤起将士奋力一搏之勇，方可成功护卫京师。”
武将们一听于谦此等文人都敢出城决战，顿觉此时若再有人畏缩，实在是太过丢脸，于是纷纷表示愿意出城决战。
如此一来，作战思想得到统一，为接下来的战斗奠定了基础。
接着，于谦开始部署具体职责，他将京城的九个门划分为九个作战区域，每个门分配一位主将。在说明完八个门的布防安排之后，还剩下正对瓦剌大营的德胜门。
众人纷纷猜测，这个重任将由经验丰富的石亨将军担当。然而，于谦宣布的结果却令在场的所有人惊讶。
“德胜门，由我于谦亲自守卫！”
大家没想到，于谦一介文人，不仅要亲自出战，还要去守卫最危险且最重要的德胜门。此乃何等的勇气！
大家还未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于谦已开始发布军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