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自安史之乱以后， 地方上形成了藩镇跋扈割据的局面， 中央集权受到严重削弱， 藩镇割据与南衙北司之争、朋党之争一同成为唐朝后期主要的政治危机，直至黄巢起义， 唐朝灭亡。
《新唐书·方镇表》共列藩镇42个，实际上远不止此，藩镇中势力最大，为患最烈的， 是成德、魏博、卢龙三镇，时称“河朔三镇”， 各拥强兵， 表面上尊奉朝廷， 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 赋税不供中央， 节度使的职位也父死子继， 或由部下拥立， 唐中央只能事后追认， 不能更改。除河朔三镇外， 还有淄青镇等藩镇也多效仿河朔三镇，割据称雄，专横跋扈。
河朔型藩镇公开与唐中央对抗， 被称为叛镇。除叛镇外， 其它藩镇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中原型藩镇：主要有汴宋、武宁等镇。从地理位置来看，控扼河朔，屏障关中， 对河朔叛镇起防范作用， 所以在这里驻有重兵。河朔镇叛乱， 唐政府主要从中原藩镇征调兵马进行讨伐。唐政府从东南地区剥削的财富， 须经过武宁( 治徐州) 、汴宋、陕虢境内的漕运线运抵关中，所以中原型藩镇还负有保障唐中央财源的重要作用。二是边疆性藩镇：西北主要有凤翔等镇，西南主要有山南西、西川等镇。主要是为了防遏周边少数民族的入侵而设置的。三是东南型藩镇：主要有浙东、浙西等镇。东南地区养兵少，军费低，地方税收大部分上供中央，是唐王朝重要的财赋来源地。以上三类藩镇虽大体还服从唐中央的政令，割据性较弱，但有时也与唐中央兵戎相见，发生叛乱。
唐朝藩镇割据与动乱的历史，是从安史之乱以后开始的，所谓“安史平而方镇之祸方始。”黄巢起义以后，“天下分裂而无纪”。唐朝藩镇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 一方面与藩镇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享有的种种特权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藩镇之间的政治军事联盟、与中央的微妙政治态度有很大关系。
首先，政治方面，藩镇割据各拥强兵，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节度使的职位也是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一般唐中央只能事后追认，不能更改。如魏博、成德、卢龙三镇节度使前后凡五十七人，唐政府所任命的只有四人，其余都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或偏裨擅立。
其次，经济条件方面，本来唐朝的边镇多进行屯田或营田。这种屯田或营田的土地是封建国家的土地。以后节度使多带度支、营田使，而节度使的财赋，像河北诸镇，不归唐朝中央掌握，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这些屯田、永营田的土地事实上就成为节度使所有。节度使不但掌握着大量屯田或营田的土地，而且自己还有大量的土地，是大土地私有者或者是大庄园主。为了维持本镇庄园主对农民的剥削利益，不让唐朝中央或他镇染指，因而这种地方割据的藩镇军阀得以维持并发展起来。
并且，藩镇掌握了本镇财政权，在本镇内经济、财政上有自己的一套，赋税完全不交到唐朝中央去。藩镇代表着本镇大地主私有者的利益，代表着庄园主的利益；并且，节度使又完全掌握着本镇的财赋，不向唐朝中央上供，形成财政上独立状态，这就造成藩镇割据的物质条件，使藩镇割据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基本原因。
藩镇割据的第三个重要原因，就是节度使握有一支强悍的牙兵。当时的的牙兵是十分强悍的，这种牙兵，就是地方上强宗豪族的子弟兵，他们一方面是节度使的牙兵，是藩镇割据的核心武装力量；但另一方面他们代表着本地区庄园主的力量，要是节度使违背了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就变易主帅，如同儿戏了。因此，形成“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情形。(《新唐书·兵志》)
藩镇割据的第四个重要原因，就是藩镇之间的政治军事联盟。唐朝的藩镇之间因其“势同患均”利害一致，“邻道平居或相猜忌，及闻代易，必合为一心，盖各为子孙之谋，亦虑他日及此故也”，( 《资治通鉴》) 所以结成了稳定的政治军事联盟。比如德宗朝的“四镇之乱”就是这一情况的典型表现，建中年间因李惟岳擅承力宝臣节度使之职，李纳擅承李正己节度使之职，唐朝不允，于是山南东道梁崇义、淄青李纳、魏博田悦、成德李惟岳, 四镇联合抗唐。梁崇义、李惟岳虽败死，接着卢龙朱滔称翼王，成德王武俊称赵王，魏博田悦称魏王，淄青李纳称齐王，四镇又联合抗唐，而以朱滔为盟主。唐朝讨伐无功，唐德宗只好下赦令，四镇因去王号，名义上归唐，事实上仍各据一方。不久，淮西李希烈又自称楚帝，唐发兵进讨，调泾原( 甘肃泾原县) 节度兵东下，路经长安，唐朝以粗粝饷军，激起泾原兵变，攻入长安，拥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帝，国号为秦(后改为汉)，德宗逃至武功。唐费去很大力气才收复长安，消灭了朱泚。但各处藩镇的割据，唐朝依然无法打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