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世纪后期是什么朝代,十二世纪末是什么朝代

首页 > 历史 > 作者:YD1662023-04-23 19:43:45

面对兵临城下的蒙古人,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临安城里乱成一团,以两位宰相陈宜中和留梦炎为首,帝国的大小官员们纷纷弃职逃命做鸟兽散。

自从靖康之变(1127年)以来,南奔建立的南宋始终处于北方游牧民族持续不断的冲击和高压之下,如今,女真人虽然亡国,但不断南下的蒙古人却更加精锐致命,面对临安城下的蒙古兵,已经66岁的太皇太后谢道清发现,她和年仅4岁的宋恭帝赵㬎(xiǎn),已经孤独无依。

于是,谢道清下令,在临安城中张贴痛斥公开逃窜的各级官员:

“我朝三百多年,对士大夫以礼相待。现在我与新君遭蒙多难,你们这些大小臣子,不见一人出来救国。我们有什么对不起大家?你们内臣叛官离去,地方守令舍印弃城……平日读圣贤书,所许谓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何以见先帝?”

但蒙古人对此有另外一种解释,就在此前逃窜前,南宋宰相陈宜中派出使者柳岳前往蒙古大营谈判,以无比卑下的姿态摇尾乞怜说:

“希望贵国能够怜悯我们班师回朝,我们肯定会每年进贡,修好于大元。”

蒙古军的统帅伯颜倒是回答得干净利落:

“如果想让我军停止前进,你们是想效仿当初吴越国国君钱俶,向我们纳土称臣?还是效仿南唐的李后主出降?当初宋人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天又失之于小儿之手,这是天意,不必多说了。”

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从当时年仅7岁的后周皇帝柴宗训处夺得帝位建立宋朝,如今大宋似乎也将亡国于年仅4岁的宋恭帝赵㬎。

冥冥之中,历史确实蕴含着某种诡异的宿命。

十二世纪后期是什么朝代,十二世纪末是什么朝代(1)

▲《临安年市图》(局部)

1

宋朝天下得之于小儿,又即将失之于小儿,这种看似宿命的背后,透露着宋代崇文抑武政策的严重后患。

早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为了解除自从唐朝中期开始的武人干政乱政局面,宋太祖就开始公开推崇文官集团,并声称:“宰相当用读书人。”

宋太宗通过斧声烛影诡异夺位以后,为了巩固帝位,更加大力发展科举制提拔读书人出身的文官,以致当时“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文官集团的急剧崛起,和宋代皇帝的内敛让权,也使得宋代的知识分子自信与自尊空前高涨,曾经官拜参知政事(副宰相)的张方平就曾经对宋神宗说:

“天下不能由陛下一人独治,天下只能由陛下和臣等共治。”

在宋代,与君王“共治天下”是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期许,宋神宗时,王安石力推的变法受到利益集团强力阻挠,宋神宗为王安石辩护,说新政是为了天下百姓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士大夫的利益,没想到宰相文彦博却反驳说:

“陛下你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不是与老百姓一起共治天下。”

既然文官集团要与皇权共治天下,那么危急时刻,文官集团的担当又在哪里?

就在南宋帝国生死存亡关头,一位状元出身的官员挺身而出。

他,就是在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以20岁之身荣膺状元的文天祥(1236-1283年),眼下,这名39岁的昔日状元,正担任赣州知州。

自打1234年蒙古人灭亡金国,然后持续不断南侵以来,历经四十多年抵抗,南宋的耐心和国力已经日渐殆尽,当时,很多人开始观望形势首鼠两端,以致当蒙古人逼近临安城,南宋皇室向天下发出勤王诏书时,响应者竟然寥寥无几。

在这种情况下,文天祥散尽家财,招募士卒前往临安拱卫京城,这位“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的美男子状元,捧着勤王诏书痛哭流涕,他对门客说:

“以别人的快乐为快乐的人,也忧虑别人忧虑的事情,以别人的衣食为衣食来源的人,应为别人的事而至死不辞。”

想当初他20岁就高中状元,却因为性格忠直得罪权臣贾似道,以致被贬出朝外,尽管在地方“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但一到帝国危难时刻,他却不畏艰难“尽以家资为军费”。

面对虎狼之师的蒙古兵,有友人劝告他说,如今元兵三路直逼临安,而你却带着一万多人的乌合之众去以卵击石,这跟赶着一群羊入虎口有什么区别?

这位状元出身的地方官员,回答说,我又何尝不知,但国家危难,眼下征召天下勤王,却“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

他散尽家财募兵,日夜忧愁奔赴临安,在江苏虞桥,他临时组织的毫无作战经验的勤王义军,被凶悍且久经战阵的元兵屠戮殆尽,他不得不率领残兵退保余杭。

然而在临安城外,起初文天祥却被拒绝入城,在宰相陈宜中等人看来,文天祥的勤王之举是“猖狂”和“儿戏”,因为在更多的文官看来,文天祥越忠诚,就越衬托其他文官武将的明哲保身和委曲求全,所以一直到当年十一月,一直到蒙古兵已将临安城团团包围之时,文天祥才被允许召入临安城中。

帝国已无人可用,无奈之下,德祐二年(1276),文天祥被风雨飘摇的南宋朝廷,任命为临安知府,协助拱卫京师。

当时,元朝大军已经逼近临安城外的皋亭山。在敌兵的震慑之下,比文天祥早12年(1244年)考中状元的左丞相留梦炎开溜了。然后,右丞相陈宜中也脚底抹油了。

临安城内的凤凰山皇城中,此时几乎无人来朝,只有憨直的状元知府文天祥,和少数一些官员,还毕恭毕敬伺立在老迈的太皇太后谢道清,以及5岁的宋恭帝赵㬎左右。无人可用的太皇太后谢道清,只得颁发懿旨,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全权负责与城外元军主帅伯颜的谈判事宜。

当王朝即将覆灭,南宋皇族们放眼望去,才发现那些他们曾经寄予厚望的权贵高官纷纷仓惶逃命。而那几个他们压根不当回事的低级官员,却始终坚守岗位,甚至不惜远道千里勤王。

那些当初共富贵的人,都逃跑了。剩下那些他们看不入眼的人,却选择了与他们同生死,共患难。

宋朝养士三百年,这是最后的考验时刻。

十二世纪后期是什么朝代,十二世纪末是什么朝代(2)

▲文天祥(1236-1283年)编辑

2

在宋代以前,中华帝国通过荐举制、九品中正制等方式选拔人才,尽管唐代开始有了科举,但是由于人才选拔规模太小,加上多为贵族垄断,所以唐代并未能通过科举制,来培育起广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因此从根本上说,宋代以前的朝代兴衰,更多是贵族间的斗争,而与知识分子群体无关。

但到了宋代,随着科举制的急剧扩大,平民阶层开始有了更直接的渠道参与朝政,在北宋末期,参与每年各级科举应试的学子已经达到了10万多人,而到了南宋时期的12世纪后期,尽管丢失了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但参与南宋每年各级科举应试的学子,更加扩大到了40多万。

通过这种“朝为田舍翁,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制,广大知识分子开始有了直接的通道可以实现阶层流动和上升,也因此,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国家兴亡的责任担当意识开始强烈膨胀,以致北宋时期,知识分子群体敢于在宋神宗面前,公开阐述皇权必须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在后世强调皇权独裁的明清时代,宋人和宋代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体自信,是不可想象的。

陆游(1125-1210年)曾经回忆说,南宋初年的绍兴年间,那时他还是孩童,“某(即陆游)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微不足道也。”

陆游的父亲陆宰曾经担任淮南路计度转运副使等官职,尽管只是一位中下级官僚,但父亲陆宰与士大夫同僚们对时事和国家的强烈责任意识,提及抗金大业时“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的强烈情感,深深影响了陆游等后辈知识分子,可以说,尽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概念要到明末清初才被提出,但宋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践行这种理念。

而在文天祥看来,他20岁就高中状元,39岁时以赣州知州的身份起兵勤王,如今危难之际临时被任命为宰相,他对于家国天下,更是承担着发自肺腑的崇高责任。

当时,文天祥等人主张依托临安城中的几万残兵和数十万百姓支持,与元兵进行攻守决战,然而66岁的谢太后和4岁的宋恭帝赵㬎束手无策,他们和更多的文官仍然迟迟梦想着蒙古人能和此前的契丹人、女真人一样,在得到更多的“岁币”和纳贡后可以退兵回朝。

妇人小儿无力挽救赵宋天下,无奈下,文天祥只得代替宋廷,再次出城谈判,面对气焰嚣张的元军统帅伯颜,文天祥毫不懦弱退缩,坚持与伯颜抗争辩论,伯颜怒了,因为在他看来,一位即将亡国的南宋宰相,竟然敢如此当面顶撞他,于是伯颜下令,将文天祥拘押锁拷起来。

文天祥公开怒斥伯颜并被拘押的这一天,是德祐二年(1276)农历正月二十四日。10天后,当年二月初五日,南宋朝廷在临安向元军投降。

与149年前经历靖康之耻(1127年)灭亡的北宋一样,南宋,也已接近穷途末路。

但危难之际,谢太后仍然命令陆秀夫等人,在南宋朝廷于临安投降元朝之前,秘密护送着赵宋皇族最后的血脉——7岁的赵昰和5岁的赵昺,出走福州。

临安之降后3个月,1276年5月,陆秀夫和赶来护驾的张世杰一起,在福州拥立赵昰登基,是为宋端宗。

此后,被元军押解北上的文天祥,也在途中逃脱南下,历经九死一生辗转来到福州,并被任命为右丞相知枢密院事。

当时,南宋帝国已经濒临末日,但帝国的各个角落,仍然有忠臣义士在顽强抵抗元兵,在扬州,尽管得知首都临安已经沦陷,但驻守江北扬州的李庭芝姜才等人却始终坚持不降,在率兵转战泰州兵败被俘以后,李庭芝最终殉国,姜才临死前,仍然对元兵破口大骂,誓死不降。

在重庆,张珏等人则一直孤军奋战,一直到临安沦陷两年后的1278年,从钓鱼城率兵转战重庆城的张珏才最终兵败被俘,不愿投降元朝的张珏,最终用弓弦上吊自尽以身殉国。

在李庭芝、姜才等人转战东部江淮,张珏等人孤军奋斗西部重庆的同时,从元兵手中逃脱的文天祥也再次出发,从1276年七月到1278年十一月,他先后组织义兵,一度收复了被元兵占领的江西赣州、吉州等地。

然而在江西永丰,他再次遭遇败绩,妻妾子女都被元兵俘虏。而在进军广东潮州过程中,他的军队又开始流行瘟疫,并夺走了他剩下的唯一的儿子。

文天祥已然一无所有,可他仍然在坚持战斗。

他率领着最后的残兵一路转战,在退到广东海丰时,被元朝将领张弘范部队突然袭击。猝不及防的文天祥最终被捕,仓促之中,他吞下脑子(龙脑)试图自*,没想到自*失败。

这是他第一次自*。

元将张弘范要他跪拜,他坚持不拜。张弘范又要求他写信劝降陆秀夫和张世杰等人,文天祥却说:

“我无法保卫自己的父母,又怎么可能教别人背叛自己的父母?”

他宁死不降,在被元军押解前往追击宋军时,他写下了千古闻名的《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他已然抱定必死的决心。

十二世纪后期是什么朝代,十二世纪末是什么朝代(3)

▲文天祥起兵勤王,最终失败被捕编辑

3

在文天祥的时代,随着知识分子家国意识的崛起,加上程朱理学的影响,南宋末期的知识分子心中,“家、国、天下”已经浑然一体密不可分。

早在北宋时,理学家张载(1020-1077年)就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并在此后切实影响到了无数的知识分子为之奋斗终生,在宋代儒士们卡看来,“家-国”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宋代以前的知识分子,一是没有形成像宋明清如此庞大的群体,二是没有形成如此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而宋代“三百年养士”的结果和终篇,就是文天祥和陆秀夫的末世悲歌。

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家国兴亡,而是天下兴衰、匹夫有责了。

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20岁的文天祥荣膺当年科举状元,当时,21岁的陆秀夫也高中进士,作为同榜和同年,这两位南宋帝国末日的知识分子,也在穷途末日中坚持不懈地战斗着。

文天祥在广东海丰被捕的当年,1278年,年仅9岁的宋端宗赵昰在流亡途中病逝。随后,陆秀夫又与张世杰一起,共同拥立当时年仅7岁的赵昺为帝,继续抗战。

在从福州退守广东后,在广东崖山,1279年二月,陆秀夫和张世杰率领着残余的十多万南宋军民,与元兵展开了最后的战斗。

宋军最终惨败。

面对重重包围的元兵,不愿屈服投降的陆秀夫,毅然背着8岁的宋帝昺投海自尽。

在得知陆秀夫和宋帝昺跳海自尽的消息后,张世杰仰天长啸,泪流满面地说:

“我为赵氏尽心尽力,一君亡,又立一君,如今又亡矣,不知天意为何?”

在飓风中,张世杰也跳入滚滚波涛之中,追随那个他为之奉献所有的王朝而去。

在整个崖山之战中,史*载,南宋最后残存的十多万军民,或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或不甘受辱投海自尽,“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尽管首都临安已经于1276年沦陷, 但这些残存的忠臣义士,仍然坚持奋战到了三年后的1279年。

至此,南宋彻底毁灭于崖山的怒海波涛之中。

崖山之战后,元军统帅张弘范非常得意,下令在崖山北面的石壁上,刻下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字,元朝灭亡以后,当地人将张弘范的字全部铲掉,改刻上了“宋丞相陆秀夫死于此”九个大字。

当时,文天祥在被关押的海船上,亲眼目睹了这场南宋的亡国之战,后来,他写下了《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

长平一坑四十万,秦人欢欣赵人怨。

……

身为大臣义当死,城下师盟愧牛耳。

……

惟有孤臣雨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

六龙杳霭知何处,大海茫茫隔烟雾。

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

南宋已灭,元军统帅于是让人再次押来文天祥,引诱他说:

“你的国家已经灭亡了,丞相您对宋朝的忠孝已经倾尽全力了。如果你能用对待宋朝的忠心,来对待当今的圣上(忽必烈),那么一定还可以当上宰相!”

对此,文天祥泪流满面说:

“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又怎么能够背叛国家,不与之同生共死呢?”

一席话,说得张弘范也动了恻隐之心,他命人护送文天祥北上大都(北京)觐见忽必烈。

文天祥再次自*求死。在路途中,他绝食八日,没想到仍然不死。于是他放弃绝食,决定与蒙古人周旋到底,最终以求一死,为大宋殉葬。

在《言志》诗中他写道:

*身慷慨犹易免,取义从容未轻许。

……

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

十二世纪后期是什么朝代,十二世纪末是什么朝代(4)

▲1279年,陆秀夫背着8岁的宋帝昺投海自尽。 编辑

4

在元大都的监狱里,忽必烈让当时已经9岁的宋恭帝赵㬎出面劝降文天祥。

当看到宋恭帝一身蒙古人装扮出现在牢狱中时,文天祥立马跪在宋恭帝前泪流满面。他说:

“臣不能保大宋,致使陛下今日,深愧。圣驾请回,圣驾请回!”

当时宋恭帝已经懂事,也在文天祥面前失声痛哭。

在牢狱中,蒙古人又将文天祥的妻子欧阳氏,和两个女儿柳娘、环娘罚没为奴,并让他的女儿柳娘写信给他,并提示他说,只要他愿意投降,他的家人马上可以恢复自由身,他本人也可享受荣华富贵。但文天祥执意不肯,在回复自己妹妹的信中,文天祥写道:

“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为了逼迫文天祥投降,慑服亡宋子民,元朝宰相孛罗亲自提审文天祥。文天祥坚持不肯下跪,强硬地说:

“天下事有兴有衰。国亡受戮,历代皆有。我为宋尽忠,只愿早死!”

当时已经投降元朝的王积翁等人上书忽必烈,请示说,文天祥坚持不降,或者就将他释放做道士好了。但同样为宋朝状元宰相出身的留梦炎却强烈反对,留梦炎说:

“文天祥如果被释放,复出号召江南,那我们这些投降的人,将置于何地?”

对于生死,文天祥早已超脱看透,在元大都的监狱中,元朝至元十八年(1281年)夏,文天祥在狱中写下了《正气歌》: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

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从1278年被俘,到1279年目睹崖山之战南宋的毁灭,中间两次自*,始终坚持不屈的文天祥,最终在被关押四年后的1283年,迎来了忽必烈的再次提审。

至元十九年(1283年)十二月初八(1月8日),忽必烈亲自召见文天祥,进行最后一次劝降,文天祥却说:

我文天祥作为大宋的状元宰相,宋亡,只能死,不能活。

忽必烈仍然重视这位南宋的状元宰相,便问他说:“你有什么愿望?”

文天祥显得非常淡然,只是说:

“我文天祥受大宋的恩惠,官为宰相,安能投降二主!愿赐之一死足矣!”

次日,他被引出就刑。

临刑前,他特地要求,向着南方故国大宋的方向郑重跪拜。

然后,他要来纸笔,写下了最后的绝命诗:

昔年单舸走维扬,万死逃生辅宋皇。

天地不容兴社稷,邦家无主失忠良。

……

天荒地老英雄丧,国破家亡事业休。

惟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

写完最后的诗,临死前,他对着围观的上万市民高声呐喊说:

“吾事毕矣!”

然后,他从容就义。

文天祥被*的那一天,是1283年1月9日,距今整整737年。

他死后几天,妻子欧阳氏为他收尸,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了他的遗言: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在办完文天祥的丧事后,妻子欧阳氏也选择了跟随文天祥,自尽殉亡。

至此,南宋帝国在1279年灭亡整整四年后,这个帝国的最后一位忠臣义士,最终选择了一条殉国之路。

至此,宋史才算合上了无尽叹息的最后一页。

十二世纪后期是什么朝代,十二世纪末是什么朝代(5)

▲文天祥从容就义。编辑

5

文天祥死后,元人针对谢太后1276年在临安城怒斥文官贪生怕死一事写道:

“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者甚于生者,可不谓‘仁’哉!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于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

因为文天祥的榜样,还有无数陆秀夫的忠烈殉国,元人对于宋人“养士三百年”,最终盖棺定论、予以了中肯的评价。

而在宋代理学的影响之下,文天祥的人文形象也被不断塑造,在此后越来越重视纲常人臣之义的中华帝国还有文人士大夫们看来,文天祥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足以为万世“忠君爱国”的典范,殊不知,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强烈自省,和对天下兴亡的忧患责任,内涵远远不止于此。

到了明亡清兴的鼎革之际,以文天祥为榜样的文人士大夫层出不穷,文天祥这种强烈的精神榜样和人格力量,使得在明末清初不懈奋斗的文人士大夫们振奋不已,例如江西金溪人傅鼎铨就在明朝灭亡后,跟随同乡揭重熙募兵抗清,傅鼎铨兵败被捕后,被清廷要求作书招降揭重熙,傅鼎铨就引用了文天祥在《过零丁洋》所写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进行拒绝。

在狱中,傅鼎铨还写下了《正命铭》:

“经严猾夏,义大复仇。

民安弗获,主辱何求。

生不负学,死不降志;

取义存仁,庶毕吾事。”

这生命中最后的自白,与前辈文天祥的遗嘱“衣带赞”内涵相同、追求一致。

“取义成仁”,自文天祥以后,一直在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

同样在明末清初,作为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文徵明的曾孙,同样状元出身的文震孟就以忠义著称,文震孟在世时直言上疏对抗阉党,被视为如文天祥转世。文震孟死后,文震孟的儿子文乘又在明亡清兴之际起兵抗清,作为文徵明的玄孙和状元文震孟的儿子,文乘在临死前面不改色,他先是朝着北方明朝首都北京的方向跪拜,然后又朝着南方苏州家乡的方向跪拜,临死前他留下遗书:

阀阅名家旧姓文,一身报国九原闻;

忠魂今夜归何处,明月滩头卧白云。

当时,在文天祥的老家江西庐陵,当时人供奉有文天祥的纪念祠文信国公祠,临死前,文乘大声呐喊说:

我的灵魂将皈依于你啊,文信国公祠,公(文天祥)其许我!

而曾经与郑成功一起反攻江浙一带的张煌言,在兵败被捕后,在监狱中,也是一遍遍抄写文天祥的《正气歌》,在杭州西湖边凤凰山就义前,行刑官问他还有什么遗言,他大声呐喊说:

我年适五九(指45岁),复逢九月七。

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

一个张煌言死了,又一个“文天祥”活了。

对于文天祥以后的知识分子来说,文天祥强烈的精神榜样,一直都是儒家“取义成仁”的典范,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远远超越了“忠君爱国”的范畴,而是一种超脱于生命之上,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自我期许和责任担当,同时进化成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力量。

对此,尽管自己是取代明朝的满清皇裔,但乾隆皇帝仍然公正地评价说:

“若文天祥,忠诚之心不徒出于一时之激,久而弥励,浩然之气,与日月争光。该志士仁人欲伸大义于天下者,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

好一个“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对此,近现代历史学家蔡东藩评价说,文天祥与陆秀夫、张世杰等“宋末三杰”,“奔波海陆,百折不回,尤为可歌可泣,可悲可慕。六合全覆而争之一隅,城守不能而争之海岛,明知无益事,翻作有情痴。”

此后,在外敌入侵,中国再次遭遇国难的历史背景里,在中华民族从传统的“天下-华夷”观到“世界-民族”的涅槃重生中,蒋介石评价文天祥说:

“尤其是文天祥忠君爱国的精诚和崇高伟大的人格,更不只江西一省之光荣,实堪代表整个中华民族之精神与人格,并为整个民族万古不变的光荣。”

作为一个民族永恒的榜样,他远远跨越了时空,渗透进各个人群和阶层,成为这个国家和民族不断浴火重生的精神力量和至高榜样,从这个意义来说,他早已超越了知识分子的局限,而是转化成为民族魂的象征。

一个大写的宋人,他始终无愧于天。

无愧于地。

参考文献: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张绥:《中国人的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王水法主编:《南宋王朝:八百年前云和月》,浙江摄影出版社,2010年

游彪:《宋史十五讲》,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加拿大)卜正民等《宋的转型:儒家统治的时代》,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

余蔚:《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曹正茂:《从理学视野看文天祥的人格和文格》,《百科知识》2020年5月刊

安鹏:《“天下-华夷”到“世界-民族”:文天祥“民族英雄”形象的诞生及其意义》,兰州大学2018年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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