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千古名句，和一系列爱情诗、无题诗，成就了李商隐与杜牧合成“小李杜”、与温庭筠合成“温李”的诗人地位。
李商隐的诗以哀婉、深情、悲切、凄美见长，在晚唐诗作乃至整个璀璨、浩瀚的唐诗海洋里，若论唯美，李商隐的诗是有足够的实力傲视群豪的。
作为诗人的李商隐是成功的，作为政客的李商隐却是令人心酸的。因为莫名其妙陷入来自唐朝权力核心的“牛李党争”，才华横溢，年纪轻轻就科举入仕的李商隐一生屈郁终生、壮志未酬。
俗语说“时来顽铁生辉，运去黄金失色”，李商隐无疑就是后半句话所描述的典范。估计在人生最为失意、彷徨、焦虑的日子，李商隐念叨最多的并不是诗句，而是“时也，命也，运也”的哀叹。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真正的强者绝不会轻易服从命运的戏弄。恰好是官场失意、人生波折的经历，却成就了李商隐在另外一个领域的杰出成就，并由此成为一个“开山鼻祖”级别的人物。
李商隐的祖籍是现在的河南省沁阳市，到李商隐的爷爷李俌的时候，举家迁移到了今天的河南省荥阳市。但总体而言，李商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河南人。但李商隐的“祖师爷”地位，却和另外一个地方扯上了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关系。
李商隐一生活了45岁，从泾原节度使王茂元这里开始，就将人生的大多数时光献给了“私人秘书”这个特殊的岗位。王茂元的任所在今天的甘肃省泾川县境内，他既是李商隐的第一任上司兼雇主，也因为工作关系而赏识李商隐，不久之后变成了李商隐的岳父。
今天的行政制度和官员编制体系里，秘书也是公职人员，是协助领导办理一般性业务、写作往来文书、处理机要事务的岗位。但在古代，各级官员的秘书并不是公职人员，也不能享受朝廷俸禄，只能由官员自己掏腰包雇佣。这类由官员自己出钱雇佣的“私人秘书”的正规称谓叫做“幕僚”。
事实上，幕僚这个职业兴起非常早，当时的一些贵族、高官、豪门，都会注意搜罗并且聚集一些能为自己所用的人。一来可以壮大自己的声名；二来可以储备人才，扩充自己的实力。战国时期名气非常大、个人影响乃至可以波及当时的“国际局势”的“战国四公子”，手下就曾经豢养过很多门客。豢养门客最多的，当然属那位相传有门客三千的孟尝君。
豢养门客显示的是主人的人格魅力和社交手段，但最具决定性作用的显然是财力。这些门客里，既有奇人异士，也不乏滥竽充数、清谈混饭的。秦汉之后，由于郡县制替代了分封制，皇权开始向中央高度集中，私人大批豢养门客既受到了财力限制，也为历代朝廷所猜忌。所以豢养门客的行为逐渐被雇佣幕僚的行为所替代。
从门客向幕僚的转变，不仅仅是人数规模上的由多到少的转变，重点反映在人才结构、质量的变化上。豢养门客，讲求的是多，既然数量是前置条件，所以在质量上就不甚苛刻。门客包罗万象，各种出身、“专业”、行业、特长的人都有。但凡有特别之处，哪怕是“鸡鸣狗盗”之徒，只要当事人有意愿、主人也包容，就能成为座上宾。
但幕僚的招聘则更多从一些参加过科举考试，有一定的文化程度甚至功名在身的人中选拔。一方面这是因为隋唐以后科举制度逐渐建立和完善，使得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才大量出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雇主招聘幕僚的主要目的是从事一些文书拟写、账目管理、事务协理等“文职”工作。所以幕僚中以文人为主流，很少看到武士的影子。
李商隐一生的短暂时光，除了吟诗作文，就是替人“捉刀”，扮演一名幕僚的角色。事实上，李商隐的父亲李嗣也有过幕府经历，也就是做过高官的幕僚。但后世人却把幕僚的儿子，尊作了幕僚行业的祖师爷。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估计有两个：一个是李商隐在文坛上的名声更加响亮，在后世的知名度更高；二是李商隐的命运更加让人感觉屈郁和波折一些，才华横溢却无法施展，能力和地位、才华和功业之间的巨大落差，更容易让人心生同情、惋惜等种种情愫。怜惜之余，“追加”一个“开山鼻祖”的名号，似乎对李商隐而言也是某种哀荣或者补偿吧。
到了明清时期，幕僚这个职业称谓被“师爷”一词替代，“开山鼻祖”是河南人的这个职业，却与“绍兴”二字结下了牢不可破的缘分。江浙地区从很早开始就是中国古代名副其实的“状元之乡”，蟾宫折桂、独占鳌头者，江浙地区的人占了多半。但“状元之乡”的名气似乎没有压过“绍兴师爷”的名头。
“绍兴师爷”几乎成了这个职业的标配，谈起师爷，似乎唯有来自绍兴的才正宗、地道、够格，一个官员能够聘到一个籍贯绍兴的师爷，似乎也实力、威望、面子的象征。
在二月河的历史小说《雍正王朝》里，雍亲王胤禛的幕府里就有一个名叫邬思道的人。这人沉稳老到、思虑周详、谋划深远，满肚子的谋略和计策，帮助胤禛在“九子夺嫡”的残酷斗争中，洞悉先机、借力打力、步步为营，逐步转劣势为优势，最终摘取了继承皇位、登上大宝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