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思道并非真实的历史人物，但却是典型的“绍兴师爷”。二月河也就是利用对这个角色的塑造，诠释“绍兴师爷”这种特殊的职业现象和地域特色。现实中的李商隐，虽然在谋略上比不上文学家笔下的邬思道，但他们的职业渊源同出一路，而且李商隐显然是祖宗级的“师爷”。虽然李商隐并非绍兴人。
“绍兴师爷”这个响当当的名头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有着很多文献和事实支撑。明清两朝，来自浙江绍兴的师爷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和各级官府、大小衙门。清代有个叫龚萼的人曾在《雪鸿轩尺牍》中写到：“吾乡之业于斯者，不啻万家”。龚萼就是绍兴人，他在文章中就说：“我的家乡干师爷这行的，不下一万家”。当时的人口基数并不大，即便按照一万的数量计算，绍兴师爷的数量之多、在同行业从业者中占比之高，堪称全国之首、行业霸主。
绍兴因为盛产师爷，所以就诞生了很多行业专家。除过前面所说的龚萼的《雪鸿轩尺牍》，同样成书于清代的还有《佐治药言》《秋水轩尺牍》两本书。《佐治药言》的作者是汪龙庄，《秋水轩尺牍》的作者许思湄。这三本书的作者都是地道的“绍兴师爷”，他们将自己的从业经验加以总结和升华，其著作堪称“师爷教科书”和“从业指南”。
从门客、幕僚到师爷，不仅仅是称谓、从业形式发生了变化，特别“师爷学”专门著作的出现，标志着这个行业在经过萌芽和成长阶段之后，以丰富生动的具体实践为基础，理论开始完备且自成体系，彻底完成了“开宗立派”的任务。可见，虽说李商隐是师爷的“开山鼻祖”，但真正完成“创派”任务并且确立“江湖地位”的却是浙江绍兴人。所以“绍兴”二字才是师爷的“道地产品认证”的关键词。
从门客到幕僚、师爷、秘书，这个职业虽说是一个表面上看不甚威风显赫的职业，但在古代的官僚体制乃至今天的社会里，这个职业始终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存在。他们不能出头露面，但却拥有幕后操作的手段和机会；他们没有权力，但却无限接近权力；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并不代表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不能直接决策，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干扰决策。
在古代的官府衙门里，师爷可以按照特长分工担任钱谷和刑名师爷，直接办理一般性事务，还可以充当智囊，为雇主出谋划策。反映在今天的职业划分里，秘书分为行政秘书、机要秘书、生活秘书三类，几乎形成了对领导者的“全方位”包围。
绍兴为什么盛产师爷呢？这与绍兴的地理特征和人文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江浙特别绍兴一带水域丰富，水上谋生、作业是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这种动荡而漂泊的生存方式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个地区的人习惯流动、敢于冒险、乐于开拓的区域性格。相比那些安于保守、难离故土的人，这里的人更愿意去他乡、远方寻求诗、美酒和梦想。
江浙地区自古文化积淀深厚，文脉深、文风盛，是一个文人才子层出不穷的地方。明代以后，这个地区人口数量激增，守住故土的负面效应就是必须面对激烈的人才竞争，从业、创业甚至谋生压力剧增。这就逼迫一些绍兴人就不得不外出。这些外出的人里面，不乏一些曾经考取过功名的文人，或者那些虽有一定功名，但政治前途黯淡或者从政机遇不好的人。动笔、动口、动脑的谋生方式显然比当苦工要轻松、体面，而且收入高一些，所以进入官员的幕府，成为一个师爷，对于这些有才之士也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职业选择。
绍兴人性格沉稳，头脑灵活，办事谨慎，善于谋划。清代曾经流传的一首词里说：“部办班分未入流，绍兴善为一身谋。”就是称赞那些来自绍兴的师爷们擅长谋划和权谋。有文采、有头脑、会办事，这诸多特点集于一身，很快让来自绍兴的师爷“核心竞争力”激增，在上司那里“高看一眼”，进而成为行业翘楚。
单靠品牌效应，估计“绍兴师爷”也不会成就和持续拥有“江湖霸主”的地位。当最初的来自绍兴的师爷们闯出了一定的名号和地位之后，他们又会通过地域、亲缘等各种关系，积极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培养、带动、扶持更多地符合职业要求的绍兴人进入这个队伍。
当规模优势形成，干师爷这个职业的绍兴人遍布各地各级官府衙门以后，这些“绍兴师爷”就逐渐显现出“抱团发展”的倾向。他们利用位居核心部门的优势，互通消息、互相帮衬、互为援助、结为朋党。对于雇主来说，雇佣一个绍兴师爷，就等于拥有了一个信息畅通、办事顺遂的师爷团；而对于那些非绍兴籍的同行来说，这张无形的网络就成了排除异己、一家独大的强大武器。
随着清朝的覆亡，封建官僚体系走出了历史舞台，新型的行政、司法体制逐渐成长和完善，这也为师爷这个特殊职业完结敲响了丧钟。清末以后，包括“绍兴师爷”在内的师爷在中国大地上消声觅迹了。虽说在职业特点、服务性质上，今天的秘书和古代的门客、幕僚、师爷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但师爷文化特别是“绍兴师爷”耗尽心血撰写的那些“师爷学”著作，对于今天的人们研究秘书文化、做好秘书工作，依然有着一定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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