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象报记者 刘钊
仅就文明的发展程度而论，谁也不会想到偏安一隅的女真族能够取代明朝，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两者的差距似乎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这场改朝换代终究发生了——在小冰期这一特殊的气候背景下，天灾成为改变历史进程的重要推手。
各类不同研究所绘制的2000年全球气温曲线。
饥荒让“不纳粮”成为李自成最好的口号
“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如今，我们仅能从史料记载中，推测当年这一口号为何会深得人心。明朝末期统治的腐败，人民所受的深重压迫，固然是底层渴望推翻统治者的深层原因，但简简单单的“不纳粮”何以能够让民众齐心迎接“造反”者，迫在眉睫的气象灾害或许影响更为直接：明末清初，恰逢全球变冷的小冰期，而明末的崇祯年间，又正值小冰期在中国引发的一系列灾难性气候变化和气象灾害的高峰期。
在占据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季风气候下，雨热同期是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而小冰期带来的严寒，则伴随着严重的干旱。对于农业占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封建王朝，连年且严重的干旱无疑具有致命的破坏力。
1637至1643年（崇祯十年至崇祯十六年）的干旱，可能是中国近五百年最严重的干旱，寸草不生，赤地千里。
以山东为例，从1637年开始，山东十多个州县志中出现“夏旱无麦”与“大旱米饥”。1639年，《益都县志》记载：“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七月大蝗，岁大饥，人相食，流民载道。”到了1640年，山东48个州县记载出现“人相食”，民饥而死者十有八九。
干旱还引发了特大蝗灾，起初从陕西东部、山西南部及河南开封一带扩散开，后来又向西扩展到关中平原，向东扩展到以徐州为中心的山东及江苏北部，然后扩展到南起淮河、北至河北的广大地区，并开始向长江流域扩散。
与此同时，鼠疫也威胁着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一场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在山西暴发。明代万历和崇祯年间二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1000万人以上。
在这样恐怖的灾难之下，十室九空已经成为常态，吃粮，亦即生存成为人们唯一的需求，而明朝政府还在催收租税。如此一来，“不纳粮”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唤起人心，也就十分明显了。
无法生存的饥民只好选择成为流寇。灾害最深重的陕西最早生变，崇祯元年，王大梁在汉南起义、初代“闯王”高迎祥在安塞起义，民变随之大规模发生。第二年，朝廷“议裁驿站冗卒”，驿卒李自成在这次裁员中失业，加入流寇之中。
此刻的明朝已经四分五裂，再往后，首都的陷落、国君的自缢、王朝的覆灭，不过是顺水推舟，时间问题。
被寒冷与饥馑逼出来的女真崛起
为人们所熟知的努尔哈赤诞生于1559年。我们都知道，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东北地区仍被称作“北大荒”。在更遥远的明末清初，东北地区更是一片荒凉。明朝官员认为：“奴酋擅貂参海珠之利，蓄聚綦富，独其地颇硗瘠，粮料时苦不给，欲为广垦储粮之计。”
这些居住在明朝更北方的女真人，显然饱受寒冷饥馑的困扰。各个女真部落纷争不断，每日为口粮发愁。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对此有所记载，努尔哈赤抓住了一个行窃的盗贼，亲族都劝他*掉，但努尔哈赤说：”我若*之，其主假*人为名，必来加兵，掠我粮石，部属缺食，必致叛散。”由此可见，当时粮食对于努尔哈赤的部族处于无比重要的地位，又可以看出女真族中掠夺的盛行。掠夺的大量存在，正是生产力低下的反映。
这一时间段，关于女真族所在的辽东地区遭遇各类灾害的记载也常见于史书，如“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辽左处处灾旱，司农告乏。”“天启元年（1621年），久旱。”
粮食如此重要，可谓成也粮、败也粮。努尔哈赤整合女真各部，同样依靠自然灾害频发、饥荒盛行的背景。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出使建州女真（后金的前身），对建州人说：“你国地方饥馑，饿殍相望，你类归顺望与满哺者，日以千计。”可见只要能够提供粮食，就能发展壮大自己的部族。
仰赖草原鼻息的游牧民族比中原王朝的经济结构更为单一，抵抗气候变化的能力也更差。在此前那些温暖的年份，足够的粮食支撑大量的人口，这些大量的人口一方面是兵源，能够支撑起军队，另一方面却也带来巨大的粮食压力。时间流转到寒冷的小冰期，农业南迁，牧业受创，单纯依靠牧业和渔猎无法支撑前期积累的大量人口，而长期的寒冷则足以摧毁游牧/渔猎民族继续生活在北地的信心，为了粮食与生存，他们的选择就是南下掠夺，转嫁压力。游牧民族自古以来对农耕民族的军事优势，也支撑着他们做出这样的抉择。
努尔哈赤在灾害频发的时刻建立后金，发动对明朝的全面战争，自然有他在《七大恨》中对明朝刻骨仇恨的成分在，但发动掠夺、度过饥荒，应该是更为直接的理由。很快，后金占据了山海关外的大部分土地。
到了皇太极统治时期，自然灾害仍在继续发生。以战争手段转嫁压力缓解饥荒的策略也被继续执行。皇太极攻打朝鲜，上万大军在朝鲜搜刮粮饷。此后，便是越过长城，侵入京畿，取代明朝，成为新的统治者。
（来源：《中国气象报》2018年2月23日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