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前，一条以中国徐闻港、合浦港等港口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成就了世界性的贸易网络。
丝路历史—不同朝代的丝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尤其是在宋元时期，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大幅提升以及指南针的航海运用，全面提升了商船远航能力，与世界60多个国家有着直接的“海上丝路”商贸往来，引发了西方世界一窥东方文明的大航海时代的热潮。
十五至十八世纪，人类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欧洲人相继进行全球性海上扩张活动，特别是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开辟了世界性海洋贸易新时代。以和平贸易为特征的传统海上丝绸之路转变为常常伴随着战争硝烟和武装抢劫。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的别称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貌学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原指中西陆上通道，因为主要贸易是丝绸，故名，后又延伸出海上丝绸之路。最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是法国汉学家沙畹(1865-1918年)。
根据《新唐书 地理志》记载，唐时，我国东南沿海有一条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路，叫作“广州通海夷道”，这便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海上通道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仍是丝绸，所以后世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元时期，瓷器出口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又称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时由于输出商品有很大一部分是香料，因此也称作“海上香料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约定俗成的统称。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五个历史阶段：形成期——秦汉；发展期——魏晋；繁盛期——隋唐；鼎盛时期——宋元；由盛及衰——明清。
秦代
《汉书·地理志》所载海上交通路线，实为早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当时海船载运的“杂缯”，即各种丝绸，早在公元前，便已有东海与南海两条起航线，主要的贸易港口有番禺（今广州）和徐闻（今徐闻），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便是见证。
秦始皇统一岭南时“一军处番禺之都”的造船工厂遗址
两汉
西汉时期，南方南粤国与印度半岛之间海路已经开通。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凭借海路拓宽了海贸规模，这时“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汉书·地理志》记载，其航线为：从徐闻（今徐闻）、合浦（今合浦）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是目前可见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文字记载。
东汉时期还记载了与罗马帝国第一次的来往：东汉航船已使用风帆，中国商人由海路到达广州进行贸易，运送丝绸、瓷器经海路由马六甲经苏门答腊来到印度，并且采购香料、染料运回中国，印度商人再把丝绸、瓷器经过红海运往埃及的开罗港或经波斯湾进入两河流域到达安条克，再由希腊、罗马商人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加沙等港口经地中海海运运往希腊、罗马两大帝国的大小城邦。
这标志着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从中国广东番禺、徐闻、广西合浦等港口启航西行，与从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沿海港口出发往东航行的海上航线，在印度洋上对接。
三国
三国时代，魏、蜀、吴均有丝绸生产，由于孙吴同曹魏、刘蜀在长江上作战与海上交通的需要，积极发展水军，造船业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准，主要为军舰，其次为商船，数量多，船体大，龙骨结构质量高。这对于贸易与交通的发展、海上丝路的进一步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孙吴的丝织业已远超两汉的水平与规模，始创了官营丝织，而有自已独特的创新与发展。这也极大地促进与推动了丝绸业的发展，具有出海远航的主客观条件，因而形成东海丝绸之路。
魏晋
魏晋以后，开辟了一条沿海航线，广州为起点，经海南岛东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岛海面抵达南海诸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直驶印度洋、红海、波斯湾，对外贸易涉及达十五个国家和地区。
隋唐
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的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当时通过这条通道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往回输入的主要是香料、花草等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由广州或泉州启航，经过海南岛、环王国（今越南境内）、门毒国、古笪国、龙牙门、罗越国、室利佛逝、诃陵国、固罗国、哥谷罗国、胜邓国、婆露国、狮子国、南天竺、婆罗门国、新度河、提罗卢和国、乌拉国、大食国、末罗国、三兰国。同时，唐代即有唐人移民海外。其中，2001年韩国林氏到泉州惠安彭城寻根谒祖更传为佳话，唐林氏始祖渡海韩国繁衍至今120万人。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宋代
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唐宋之交，中国经济重心已开始转到南方，主要有广州、宁波、泉州三大对外贸易主港。日本和朝鲜半岛客商希望宋朝主港口尽量靠北，而贸易量更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南海诸国则希望港口尽量靠南，两股方向的合力点便平衡在当时地处在南北海岸中点的泉州，使得泉州在设立市舶司（1087年）正式开港后，迅速先超越明州港（宁波），后追平广州并在南宋晚期反超，成为第一大港，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
元代
元代与交往的海外国家和地区，文字记载的就有220个左右，数量上是南宋《诸蕃志》的4倍多。元人还对中国以南海域作了“西洋”和“东洋”的划分。这是海外地理知识的进步。
元政府制定了“至元法则”和“延佑法则”，相对于宋代“元丰市舶条”来说，前者是全国一律的系统规定，侧重于商船管理、商品管理和征税、中外商人使者管理与限制等方方面面，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较强的外贸管理法则。元朝在经济上采用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海外贸易，同中国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扩大到亚、非、欧、美各大洲，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进入鼎盛阶段。
《大德南海志》记载元代主要进口商品是：包括象牙、犀角等在内的宝物，各种布匹，沉香、檀香等香货，不同种类的珍贵药物，木材，皮货，牛蹄角，杂物，共八大类。
明代
明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已扩展至全球：
（1）向西航行的郑和七下西洋：这是明朝政府组织的大规模航海活动，曾到达亚洲、非洲39个国家和地区，这对后来达.伽马开辟欧洲到印度的地方航线，以及对麦哲伦的环球航行，都具有先导作用。郑和远航的成功，标志着海上丝路发展到了极盛时期。
（2）向东航行的“广州—拉丁美洲航线”（1575年）：由广州启航，经澳门出海，至菲律宾马尼拉港。穿圣贝纳迪诺海峡进入太平洋，东行到达墨西哥西海岸。
郑和船队路线
明成化十年（1474年）泉州市舶司移设福州，标志着泉州港四百年的外贸港地位的终结。明朝海禁，泉州港衰落，泉州港的作用仅只体现在郑和下西洋朝贡性质的航海过程中提供专业人员和海船补给上，以及维系与琉球的部分朝贡。这时期，海禁使民间海外贸易被逼成走私，因为官府控制不力，加上地方商军官三者为了牟利形成一定的联合势力，使私商贸易有足够的生存空间。明朝政府试图通过掌握某些港口来控制化解其他走私港口的非法贸易，其中的漳州月港便在官府有限度的几次开禁张弛中兴起做大，成为东南沿海第一大私商大港。月港时代，大帆船不停往来于中国与菲律宾之间，贸易不断。西班牙从墨西哥运到菲律宾的白银经由中国海商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而中国商品、移民则流向菲律宾，华商网络和华商社会开始形成。
泉州市舶司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