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入天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国民军予以还击，将日舰驱逐出大沽口。
3月14日，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地委与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在太和殿前召开“北京国民反日侵略直隶大会”，抗议日舰炮击大沽口，并通过国民抗议书等五项议案。日舰炮击大沽口事件发生后，日本纠集英、美、法等八国以维护《辛丑条约》为借口向北洋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等无理要求，并派出20余艘军舰集结于大沽口外，公然进行武力恫吓。3月16日，中共北京地委在北京大学一院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研究反对帝国主义进攻的紧急措施，陈乔年、陈为人、陈毅等100多人参加会议，李大钊在会上提出联合国民党左派组织大规模抗议斗争。3月17日下午，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地委同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等150多个团体及大学代表共200多人，在北京大学三院紧急召开联席会议，针对八国公使团的通牒，一致通过不许日舰带奉舰入大沽口、驱逐八国公使出京等决议，并决定3月18日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会后，代表分成两组，分别到外交部、国务院请愿，要求立即驳复最后通牒。陈毅等人率领百余名代表到达国务院，经交涉，4名代表被允许入内，但要求面见段祺瑞、贾德耀（时任国务总理）未果。门外的代表们要求进院，却遭守卫刺伤多人。
1926年3月18日上午，北京80余所大中学校的学生和数十个团体的各界群众，在天安门举行抗议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
3月18日10时许，在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领导下，北京大学、中俄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汇文中学等80余所大中学校的学生和北京总工会、北京学生总会、国民会议促成会等数十个团体的一万余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由徐谦、李大钊等担任大会主席。大会通过了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电勉国民军为反帝国主义而战等八项决议和决定成立北京国民反对各国侵略中国大同盟的临时议案。中午12时大会结束，与会群众开始游行示威。王一飞担任总指挥，率领2000多人的游行请愿队伍高呼“打倒帝国主义”“驳回八国无理通牒”“废除《辛丑条约》”等口号，从天安门前浩浩荡荡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米市大街、东四牌楼向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行进。中共北方区委和北京地委的*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亲临现场指挥，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员担任了指挥、联络、散发传单等工作。下午1时20分，队伍行至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周围已布满荷枪实弹的卫队。示威群众推举5名代表与执政府卫队交涉，要求段祺瑞和贾德耀接见，遭到拒绝后，群众决定前往吉兆胡同段祺瑞私宅请愿。此时，守卫突然向请愿群众开枪扫射，并用马刀、刺刀、棍棒砍*、殴打受伤者和逃避的群众，当场打死28人，受伤后死在医院的19人，事件共造成47人遇难、200多人受伤，许多遇难者的财物被守卫士兵掠去，有的遇难者甚至连衣服也被剥光。死难者中除极少数为工人、商人、市民外，绝大多数是20岁左右的大学生，还有少数十几岁的中学生。这就是史称的“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发生前，示威群众在执政府门前与卫队对峙。
1926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人民告全国民众》书。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全国舆论沸腾，纷纷谴责声讨段祺瑞执政府。3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雪最后通牒之耻”。鲁迅愤怒地指出，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3月23日下午，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共北京地委、共青团北方区委和共青团北京地委、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以及北京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等团体与各学校学生一万多人，在北京大学三院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大会主席陈毅在会上谴责段祺瑞执政府的罪行，提出了应该怎样纪念先烈的意见；《京报》记者邵飘萍发表惨案的动因及责任的讲演；王一飞作纪念烈士的发言。大会最后通过有关悼念“三一八”殉难烈士的三项决议。3月29日，北京各界各团体原定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追悼大会”，哀悼3月18日死难诸烈士，因反动警厅禁止，被迫改到北京大学一院大操场举行。从上午9时至下午6时，参加悼念的群众往来不绝，达10万之多。
1926年3月23日，革命团体和各校学生在北京大学三院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三一八”事件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的坚强意志，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各帝国主义者的联合侵略行动，使八国联军的历史罪行未能重演。惨案的发生用鲜血教育了中国人民，使广大群众不再对北洋军阀存有幻想，推翻北洋军阀政府的决心进一步增强。
来源 | 区委党史办
编辑 | 小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