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北京，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势力范围。北京政府已经变换了好几次，这时候叫做“临时执政府”。段祺瑞又上台当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称为“段执政”。
一九二六年初，奉系军阀李景林、张宗昌的军队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天津一带打起来了。日本帝国主义是奉系的后台老板，为了给走狗撑腰，竟然派出两艘军舰带着几艘奉系军舰，横冲直撞地开进天津东边的大沽口。驻守炮台的国民军发现以后，立即用旗语发出停止前进的信号。日本军舰置之不理。国民军发空炮警告，日本军舰竟然开炮射击。国民军被迫还击，将日本军舰驱逐出大沽口。
国民军向日本公使提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者却倒打一耙，反向中国提出“抗议”，说什么国民军违反了“辛丑条约”(一九〇一年八国联军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卖国条约)，要求中国“惩凶”、“赔偿”。还纠集参加签署辛丑条约的各国公使，在三月十六日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否则“将采取必要之手段”，摆出一副重演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架势。
帝国主义这样横行霸道，无理干涉中国内政，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界人民展开了抗议运动。
三月十七日，北京各学校代表召开紧急会议，驳斥帝国主义的最后通牒，要求国民军不要被武力所屈服，要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会后，代表们到执政府请愿，被卫队打伤了很多人。
三月十八日上午，北京总工会等团体和各校学生五千多人，高举红旗，抬着大幅标语，从四面八方来到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当时担任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的李大钊，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他向大会报告了大沽口事件的真相，号召大家“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界限的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接着，师大的代表报告了十七日在执政府请愿的情形，并将请愿受伤代表的血衣高高挂起。清华大学学生韦杰三跳上主席台，大声疾呼:
“同学们!同胞们!帝国主义欺我大甚，北洋政府软弱无能，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们不能坐在课堂里，不闻国家大事，不管民族存亡啊……”
人们看见这斑斑血迹，听见这感人肺腑的话语，悲愤极了。大会通过了驳斥帝国主义最后通碟、驱逐八国公使、督促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战、组织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等项决议;宣读了北京国民给参加签署最后通牒的各国公使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