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包括一些历史爱好者的印象中，西安事变前的红军已经是穷途末路，不堪一击，是因为西安事变的突发，才导致蒋介石被迫调转枪口抗日，才保全了红军，给了我党起死回生的机会。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有必要进行一番深入的探究。
对于红军三大主力到达陕北后的境况，不乏一些亲历者的详细回忆。
比如徐向前元帅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是这样说的：
“这时，中央又将陕甘宁根据地的困难情况向我们作了通报：陕甘宁苏区版图颇大，东西长约1200余里，南北亦600里，现有九城在我手中……
各县论地情则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大部队运动。人口总数只40余万，苏区内当红军的已超过3万，物产一般贫乏，农产除小米外，小麦及杂粮均缺，不能供给大军久住。”
“彭德怀也给我发过一个电报，内容和中央的电报差不多，我印象很深。我军在甘南占领的地区，人口约80万，而陕甘宁根据地的人口，才40余万，相比之下，我们的处境还好些。”
又比如聂荣臻元帅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陕北根据地的面积不算小，可是的确太穷。人口有限，出产不丰。及时陕北群众都踊跃交公粮，能养活得起那么多部队吗？再说，我们也不能都蹲在陕北吃老米呀！”
“在陕北，一说起地主来，往往说他家有多少孔石窑，多少垧地，多少群羊。在山西汾河流域，我们红军才真正见到北方封建大地主是什么样子。”
关于陕北贫瘠，红军战士吃不上饭，穿不上冬衣的情况，1936年11月8日，中央*处在给驻共产国际的王明的电报中是这样写的：“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你们多推迟一天，则红军的冻死饿毙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
如果单看这些描述，红军在陕北已经是马困人乏，无以为继，甚至到了山穷水尽的最后关节，仿佛没有西安事变，红军的前途只剩下了灭亡一条。
然而，事情真的如此吗？我们不妨从国民党的视角来看看：
1936年2月18日，为了解决陕北根据地太穷的问题，*向彭德怀下达了红军东征的命令，即渡过黄河进入山西，通过打击阎锡山的军队，在山西筹款、扩红、建立根据地。
在东征前夕，*满怀壮志地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