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是环境和情绪作用下人的心声，从这首词中，我们看不到任何悲观情绪，反而看到了*对革命前途极大的乐观。
东征战役从2月18日打到5月初，前后历时两个半月，正如聂荣臻元帅的回忆，山西比陕北富裕太多，“我们在这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没收土豪财产，筹了不少款子……我们在这一带经过宣传发动，群众报名参加红军的很踊跃，光4师就扩红1300多人，全军团共扩红5000多人。”
虽然因为中央军的加入，红军最终退回了陕北，但中央认为，东征成果显著，主要有二：一是在政治上扩大了红军的影响；而是在军事上补充8000多新兵，筹款30余万，消灭国军7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炮无数。
正如直罗镇战役让东北损失惨重，心生恐惧一样，东征战役也给阎锡山和他的晋军带来了同样的效果。
阎锡山的亲信心腹徐永昌（国军一级上将，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中原大战后曾代替阎锡山出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在其日记中记载，东征战役后，阎锡山对红军畏惧如虎，“阎先生到处申说共匪如何如何厉害”，甚至认为“日本可抗，红军不可抗”。
徐永昌本人也对红军的战斗力之强悍大为震惊，他分析指出：红军东征的兵力不过2万左右，而中央军和晋绥军加起来不下15万人，而结果是红军除损失刘志丹外，几乎全胜离开。
他感慨地说：国军10万多大军部队对2万多红军无可奈何，还要时常受到红军的打击和*扰。假如这两晚红军与日军作战，日军是不是也要动员15万或20万兵力与之周旋呢？或者日军只需3万到5万兵力就能消灭红军？如果是前者，那么我们只需要5万到6万的红军就能对付侵华日军了；如果是后者，国军15万人尚且打不过3万红军，又怎么能轻言抗日呢？
可见，红军东征给徐永昌带来的极大刺激和思考。
东征战役结束半年后，徐永昌再次在日记中感慨红军的强悍，并预言说：国军从江西一路追剿红军，到湖南，到贵州，到云南，又到陕甘宁，但依旧无法将红军消灭。如果没有新的办法，日后红军必将从绥远发展到察哈尔，发展到河北，发展到山东、河南，发展到江苏、安徽。
后来的历史证明，徐永昌确实是一个颇有战略眼光的人，他的这段预言后来完全应验。
在徐永昌看来，红军的战斗力非同一般，即使国军十倍于它也没有办法，照此发展下去，共产党未来势必席卷大半个中国。
要知道，徐永昌发表这番感慨的时候，正是西安事变爆发的前夕。从徐的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红军并非后来人们认识的那样，已经相当疲惫，穷途末路，不堪一击，而是依旧具有不可忽视的强劲力量。
蒋介石后来在《西安半月记》中评价西安事变时说：“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个月可竟全力者，几全毁于一旦。”
但他的军队真的能在“两星期至一个月”全部消灭红军吗？对于他的这个论断，我们应该画一个大大的问号。毕竟在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前，蒋介石也曾自信地断言：“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结果仅仅3年时间，蒋介石就从踌躇满志走到了一败涂地。
当然，西安事变作为一件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意义和影响之巨，我们也绝对不应该忽视。西安事变大大加快了历史的进程，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对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将这一重大事件视为中国从长期内战走向全面抗战的历史转折点并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