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是我们最早用来表达国家疆域的词汇，其划分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虽然中国现在的行政规划很难看到其踪迹，但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发挥了长久的影响，直到现在还发挥作用。
“九州”不是我们印象中的“三三见九”的方块中国，像美国行政规划刀切一样，而是凝聚着中国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果。
那古人是依据什么来划分“九州”呢？
九州示意图
九州的疆域不同划分
大家最常见的“九州”出自战国时代《尚书·禹贡》，分别是：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但这不是唯一的说法，历史上还有其它几个版本。
各版本中九州的定义
《周礼·职方》：冀、兖、青、扬、荆、豫、雍、幽、并；
《吕氏春秋·有始览》：冀、兖、青、徐、扬、荆、豫、雍、幽；
《尔雅·释地》：冀、兖、徐、扬、荆、豫、雍、幽、营。
关于上述四个出处所列的“九州”大同小异，《尔雅·释地》为殷制，里“营州”和“青州”表述一个意思，可以将营州、青州可视为一个，故《尔雅》的表述与《吕氏春秋》相对一致。而《尚书·禹贡》为夏制，及之后的《史记·夏本纪》有梁州无幽州、《周礼·职方》为周制，有并州无徐州。
九州疆域划分的依据《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由于古代生产力有限，其所订的“九州”也一直没有准确的疆界。主要依靠明显的地理特征，如河、淮、汉、岱作为各州的疆界。
但其主体控制在：北边在阴山系、黄河；南边在南岭横断山脉（衡山）；西边汉水、昆仑山脉；东边到大海。其疆域里的山系和河流的走势，奠定了中国“九州”的疆土范围。
九州划分的方法主要依据三个方面：
1.“导山”，依据山川的走势，及其分水岭，一般这些山都在各州的中心地带。
古人主要考虑洪水泛滥时候，人们要居住在山上，当洪水退去，人们要迁移至大河或水边居住，大河往往成为往往成为各个山上居民的界限。因此山的海拔越高，跨越面积越大，则该州的疆域越大。
如雍州是“九州”最大的一个州，就是因为其境内的山高大，古人由于崇拜高山的同时，还要逐水而居，因此边缘的大河及其沼泽，视为其自己势力范围的标志；同样徐州及青州地区，境内没有突出高山，疆域相比较要小。
2.“导水”，依据河流的流向。
“州”字，最早意思是“水中可居”，这充分说明古时水对其重要性，河流和大海成为其重要的划分依据。河流为人们生活带来水资源，同时又是天然的阻隔。因此才有以水为界的现象。《禹贡》分界线如：弱水、黑水、河水、汉水、江水、济水、淮水、渭水、洛水等河流。
有些地区，如雍北、冀北、幽北等由于没有大河的阻隔，就没有明确的界线；徐州、扬州因其之间河流比较明显，因此划分起来比较容易。
3.“方位”，按照方位进行划分。古人认为“天圆地方”，九州可以看做一个大型的“九宫格”，每个州都能找到其确切的方位。
“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日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日幽州”，“河内日冀州”，“正北曰并州”。这些是《周礼·职方）所说的“九州”。它们都是以地理方位来划分的。冀州居于中，将兖、豫辅于侧，其他诸州拱于外。
如“并州”，为了满足冀州（周天子所在之州）的中心地位，而被“创造”出来。因此按照方位划分，明显带有政治因素。
“九州”的划分方法体现了自然区划与政治区划的结合。在山地丘陵地区，按照山脉划分；在平原地区，按照河流划分。同时，兼顾某种政治需要，在多方面的作用下才演变成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九州地图。
九州的位置示意图
根据《禹贡》的解析，根据专家的共识，今天九州大致方位为：
冀州：这是黄河东、南、西三面围绕的区域，就是冀州。形状是一个长方形。
兖州：西、北边界和冀州接壤，大禹时代曾经是黄河的东河。现在是黄河故道。东、南边界是济水。它的形状是一个梯形。
青州：西边界是济水和兖州接壤。东、北边界是黄海（古称东海）和渤海。包括整个胶东半岛。青州的南部边界在曲阜——泰山东至黄海（古称东海）一线。
徐州：北部边界和青州接壤（在曲阜——泰山东至黄海）。东临黄海（古称东海），南界淮河。其西部边界是泗水。
扬州：北边界与徐州隔淮河相望。东临东海（含今天黄海的部分），西部边界泗水九江一线。南至长江以南的衡山一线直至黄海、东海边。有长江自西向东过境。
荆州：北起湖北省房县的荆山，汉水是荆州的西部边界，泗水至九江一线为东部边界和扬州接壤。其南部边界在衡山一线。有长江自西向东过境。
豫州：西南角是荆山，北部边界为黄河的南河。东起泗水。南至淮河。西部边界与今天的河南陕西分界相仿。
梁州：西部边界为黑水河。东部边界为河南陕西省界南至荆山止。梁州南和雍州北在祁连山——渭水一线分界。
雍州：西部边界为黑水河。东部边界为山西陕西省界的西河。雍州北和梁州南在祁连山——渭水一线分界。
九州范围示意图
九州划分后世政权的影响
1.行政区划提供了依据
在中国后期出现的州郡制，受九州区划影响很大。公元106年，西汉在全国设立13个刺史部。包括兖州、豫州、幽州、扬州、青州、并州、徐州、冀州、益州、雍州、凉州、荆州，这些州的划分最主要基础是九州，依照山岳河流。其雍为凉、梁为益。此后州郡制逐渐发展起来，为后续政权统治提供依据。
西汉13州
2.建立合理的纳贡体系
《尚书·禹贡》：“禹别九州，随山濬（浚）川，任土作贡。”
《禹贡》和《周礼·职方》均记载了各州的物产、山川形势，调查了“九州”大地的国土资源以后，分割了九州的地界，划分了土壤等级，根据各地的土地条件、自然资源，建立了贡赋体系，为征收赋税的依据。
根据各州的土壤的肥沃程度，地势的高低，作物的种类，收入的多寡，制定了九个等级的田赋，作为国家收入的大宗。并考虑距离“中央”的远近，使其每个“州”负担平均。最终实现各地方诸侯包括各蛮夷对中央的服属关系（即所谓“五服”），以至于“九州攸同”、“声教讫于四海”。
如充州，其田为第六等，“厥田为中下”，但是充州的赋是最薄的，这是因为兖州地处黄河下游，时常遭受水患的缘故。可见，征赋的多少是参考了地方上的实际情况的。
3.农业生产规划和工商业发展格局提供了依据
《周礼·职方）所记载的九州每个州独立的农业区特点。因为每个州都被“分配”了大山、大沼泽、大河、数量相当的人口、适宜饲养的家畜以及适宜种植的农作物。划分不同农业发展特点，如豫州生产稻、麦、菽、泰、稷“五种”；
《周礼·职方》记载：扬州“利金锡竹箭”，荆州“利丹银齿（象牙）革（犀兕之革）”等等。例如，太湖流域在“扬州”境内，江汉平原在“荆州”境内，成都平原在“梁州”境内等等。这些地区在今天依然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地。
4.文化区域和生活方式的划分提供了依据
《尔雅·释地·四极》：“九夷（在东）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蛮（在南），谓之四海。”
“九州”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造就了不一样的性格，如：东方民族“仁”，南方民族“智”，西方民族“信”，北方民族“武”是各自所处的环境决定的。
在古时每个地方的服饰也不一样：冀有“岛夷”（皮服），青有“山番夷”、“莱夷”（作牧），徐有“淮夷”（虫宾珠暨鱼），扬有“岛夷”（卉服），梁有“和夷”，雍有“三苗”、“昆仑”（织皮）、”析支”（织皮）“渠搜”（织皮）“西戎”（织皮）。
例如，“番夷之地”、“莱夷之地”、“和夷之地”、“三苗之地”等。即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之类的地名。
所以，九州按生产、生活方式区分民族和划分文化区域。
三国时期版图
“九州”划分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发展起来的一种综合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因素的区域划分模式。这种模式产生于先秦，形成于西汉前期。并对西汉乃至于现在的区域划分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是中国古代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的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