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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总结了他困守长安十年的心路历程，并对自己十年求仕生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诗中还写到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也就是说，他一年到头都在为老百姓发愁，每每想到他们的苦难，都叹息苦闷，心里向火烧似的焦急，这与他初入长安“裘马颇清狂”的潇洒恣意截然相反。
思想转变长安十年，对于杜甫来说意义非凡，这期间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
杜甫是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成长的，其十三祖杜预和祖父杜审言对青年时期的他影响较大，从小他就树立了振兴家声的远大理想。“学而优则仕”是儒家传统的观念，绝大多数士人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入仕，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奉儒守官”也是杜甫一生的行为准则。而且，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忠君”。唐代士子多把辅佐君主使之成为尧舜之君作为实际行动中的直接目标。所以，杜甫把“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作为人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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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两次考试失利以及献赋干谒未果后，杜甫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产生了变化。他在自己的诗中也几次自嘲，“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不论杜甫怎样自嘲，或者他怎样的苦恼自己的现状，也终究没能改变他对儒家思想的坚守。即便是他看透了封建统治者的腐败与无能，在他心目中君王的地位也是至高无上的，甚至还忽视了唐玄宗的荒淫误国的行为，一心只为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形象。哪怕在离开长安去奉先时，他还写下“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
因此，杜甫的思想是矛盾的，也是复杂的。“儒冠多误身”并非否定了儒家思想的正确性，而是意识到“忠君”不等同于“爱国”，在“忠君”的同时更要“爱国”，他开始关注民生。
杜甫旅食长安，在穷困潦倒中为了谋生糊口而受尽了苦。生活的贫困、实际社会地位的降落使他更多的接触到了现实实况、了解到了普通民众的悲惨遭遇。《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云：“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屑”。杜甫出生于小官僚家庭，这样的家庭背景在封建社会也是有一定的特殊待遇，“既不服兵役，又没有交租纳税的负担。”却还免不了“幼子饥已卒”这样悲惨的遭遇，他意识到平民百姓的日子会更加辛酸，于是对底层人民的生活更感同情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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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痛苦更加坚定了他急欲入仕报国济民的信念，他想要辅佐玄宗放弃前行，让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这种急切的愿望已内化为一种无穷的力量驱使他以天下为己任，欲以自己一颗宽厚博大的仁心去关爱天下的黎民百姓。
结语总之，杜甫困守长安十年，从意气风发、高歌壮志的贵公子煎熬成了须发早白的落魄人。他的思想状态，也从“裘马颇清狂”变成了“穷年忧黎元”。他所追求的政治理想，最终并未能实现零星半点，还亲身经历了艰辛的贫困生活， 甚至到了困绝的边缘。
在这十年里，他既目睹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局势，也经历了仕途上的坎坷、生活上的困顿以及疾病缠身的痛苦。杜甫对于人生，对于仕途，对于很多其他事物的态度，也在这其中慢慢转变，最终转向关注人民的视角，站在平民的立场上看问题。正因如此，他才能写出“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反映社会现实，关怀人民疾苦的出色诗篇。这对他以后创作“三吏”“三别”以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诗篇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新唐书》
《旧唐书》
《资治通鉴》
《杜诗详注》——[清]仇兆鳌
《论杜甫与“干谒”》—— 王许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