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汪直当权的时候,安南(古越南)曾屡次犯境。汪直请求带兵征讨安南,并献上讨伐安南的计策。但明宪宗考虑到宣宗、英宗时期征讨安南的失败案例,最终没有同意汪直的建议。
汪直对明朝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那就是健全了明朝的武举制度。《明史纪事本末》记载:
十四年夏五月,汪直奏请武举设科,乡、会、殿试如进士例。
自隋唐建立科举制度以来,文试得到了蓬勃发展,特别是在宋明时期,文试几乎到达巅峰。但武举一直断断续续。中国历史上的武举制度始于武则天时期,宋代逐渐将它纳入科举体系之中。但是,由于宋朝重文轻武,武举一直不受重视,也不完善。到了元朝时期,骁勇善战的蒙古人不认可武举这种“花架子”,便废除了武举。明朝初期,武将大多是世袭,所谓武举只是个形式。直到成化十四年,汪直建议朱见深重视武举,并沿用文试的方式来操作,设立乡试、会试、殿试等,如此,明朝的武举制度才正式确定下来,到清朝仍在沿用。
换句话说,明朝后期乃至整个清朝的武举制度,其实是一个宦官制定的。这让那些看不起宦官的大臣们情何以堪?
博史君认为:宦官虽然是封建社会的畸形产物。宦官之中有碌碌无为者,也有有所作为者。汪直创立的武举制度利在千秋,我们不能因为这一制度的设计者是一位宦官,而否定制度的全部。
五、汪直渐失宠,名宦竟善终成化十八年,由于西厂风头太盛,引起了东厂的嫉妒。东、西两厂矛盾日深。是年,有盗贼入宫,被东厂提督尚铭抓获。明宪宗朱见深因此厚赏尚铭。汪直听闻后,非常不平,打算整治尚铭。尚铭害怕汪直对自己下手 ,于是把自己多年来搜集的汪直的“黑材料”一股脑全部交给了朱见深。此时,内阁首辅万安也联系那些经常被汪直打压的宦官们,一同向皇帝说汪直的坏话。
大家越说越严重,有人甚至说汪直手握军权,若想意图不轨,那后果不堪设想。朱见深思考再三,决定再一次撤销西厂。
昔日,汪直只是一位内宫的宦官,朱见深视他如心腹,对御史的弹劾视若无睹。可当汪直手握大权,甚至带兵打胜仗的时候,朱见深为何就愿意听信“谗言”了呢?
其实,博史君认为:汪直之所以会失宠,并不是因为他作恶多端,而是因为他有了自己的势力。朱见深培养汪直,本质上就是培养一位容易控制、且能对抗文官集团的“提线木偶”。但当“木偶”有了自己的能力和思想的时候,朱见深对“木偶”就有了忌惮之心。这是汪直失宠的根本原因。
成化十九年,大同巡抚上奏,弹劾汪直在大同期间曾耽误军务。朱见深遂将汪直调到南京御马监。
从北京到南京,意味着汪直彻底被朱见深抛弃。同时,汪直的党羽王越等人纷纷被贬谪或问罪,汪直的势力很快被清除干净。成化十九年的夏天,汪直坐着破旧的马车离开北京,沿途官员听闻汪直到来,都避之不及,和当年他得势时的争相巴结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汪直一个人躺在驿馆,孤灯映照,好不怆然。根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
过州县,有司皆避之。直困顿仰卧公馆,孤灯荧然。有知州裴泰者,向供具甚肃具备。适迎谒上官,遇直,直喜求食,曰:“吾非复前比矣。吾南行,上意未可测。旦日发,得马夫足矣。”泰拱手而立。
至于一个叫裴泰的知州,听闻汪直来了,很恭敬地迎接他。汪直向裴泰感叹:“我此番去南京,不知道皇上是什么意思,如果我倒霉的那一天,身边还有一个马夫肯死心塌地地跟着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虽然汪直告诉裴泰他已经失势了,但裴泰听完,仍然像之前一样对待汪直。
裴泰并非奸臣,他能如此对待汪直,可见至少汪直还是受到一部分人的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