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文章的短，就意味着表达空间的狭窄。
为了简单而明快地表达思想，只能把问题简单化，甚至，干脆变成对立的“黑白或正邪”，让作者写起来更加义愤填膺，读者读起来更激情澎湃，审美快感油然而生。
以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就这样巧合地取悦了国内文人偏激的激情，从而，出现了陈独秀赞誉托尔斯泰“尊人道，恶强权”，郭沫若赞誉托尔斯泰“敢于向旧秩序挑战的真正的匪徒”等言论，甚至，连鲁迅先生都称其“高歌猛进、将旧秩序一扫而空”。一时间，国内文坛就这样把“二十世纪革命家”、“社会主义之实行家”的战袍，披在了列夫·托尔斯泰身上。
国人看西方文学还仅仅停留在皮毛，往往只读了只言片语，就将心中的某个愤恨不平的想法寄托于其中。貌似我们是在学习先进的思想，实则却是一个可笑的撒娇举动，无非是为自己被现实压制的理想，找到一个所谓的权威的注释而已。所以，钱钟书老先生曾经说过：“所有一切国外好的东西，一经传入中国，没有一个不走样，就连列夫·托尔斯泰，也难逃这样的命运。”
而这样的情况，却并没有得到什么好转，就在1928年列夫·托尔斯泰一百周年的诞辰之际，这位文人再度被国人热炒。与此同时，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即：他真正的代表作，才开始真正被翻译成中文，进入到中国文人的视线。
此时，中国的那些具有革命色彩的文人，在阅读后惊奇地发现：这位俄罗斯作家，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样具有“战斗性”，他的笔风温柔，描述细腻，让人回味无穷。可是，这样的风格，却无辜地在中国遭到了强烈的讽刺。之前，列宁曾露骨地评价列夫·托尔斯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可怜虫。”自此，列夫·托尔斯泰在国人的心中，开始走下神坛。
但不幸的是，之后，很多中国文人开始对列夫·托尔斯泰做出荒唐的评价，称其为“卑污的说教人”。这其中，也有一些文学大家，比如：周立波、鲁迅等人，开始“客观”地看待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与为人，一方面承认他的才华，另一方面批评他的“不抵抗主义”。就这样，列夫·托尔斯泰在中国文人中，被撕扯成了惨不忍睹的两面。
可是，被文人们看重的“写作才华”，却也包括了一个巨大的文学误解。国内文人天真地以为：小说可以拆解分为“思想”和“技术”两个部分，两者可以互不干扰。尤其是“技术”层面，又可以无限地拆解为描写、组词等等，这就是所谓的“文学创作基本功”。但是，最为可怕的却是这样无限拆解的结果，这其实就是一个扼*小说的过程。
看似专业的“技术”，实则，只是一套“精致的谄媚”手段。
对此，很多作家娴熟地运用着这个技术，他们高尚地打着“观察生活、反应生活”的种种旗号，却做着“故事工人”的工作。其实，这样的作家，他们的创造力就是在这样的感受中被“无痛、合法”地“阉割”掉了。之后，当国内读者渐渐觉醒，当我们更多的人可以理性地认识到列夫·托尔斯泰并非“思想家”。而对于他最中肯的定位，则是一位优美的“小说家”。
此时，也有很多人提出了疑问：一个思想剑走偏锋的人，为何会在西方拥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为何会走向不朽？
由此，中国文人从盲目追风托尔斯泰，又转向所谓的研究托尔斯泰的文学风格，妄图在其中找到这位文坛圣者不朽的理由。通过对托尔斯泰文本的分析，中国学者得出了一套令常人晦涩难懂的理论，比如：“现实主义塌陷”、“小说本然逻辑背叛了作家的主观意愿”等等。
其实，托尔斯泰走向世界文学神坛的理由非常简单：在世界文坛上，本来就存在着完美小说的完美模板，谁写的更接近这个模板，谁就能更接近不朽。
而在实际的写作技巧方面，这样的“不朽”技巧，无非就是：语言更加通俗易懂，有更多的剧情人物，更多的故事情节，更加细腻的细节描绘，不断变换的场景描述，主题与时代完美相结合等等。当很多作家明白这个“不朽”的真理之后，其创作空间就会被压缩到极致。
中国小说家们仿造托尔斯泰，的确也写出了很多“伪托尔斯泰”，可是，谁也没能被不朽垂青，连杨沫都因受到“中国的托尔斯泰”的称号而自持不住。这也难怪，在托尔斯泰不朽传奇的后门上，文人们个个都撞的头破血流。
上个世纪60年代，列夫·托尔斯泰的绝大部分作品都被禁止出版，只有他晚年的一些以“反帝”为题材的作品得以传播。在那样的中国历史氛围中，托尔斯泰却被再度推向了“思想家”和“良心”并存的神坛！
直到“文革”结束，中国读者们归于理性，才慢慢的发现：在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其实，充满着厚重的对于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也有来自他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深沉的内省，仔细读来，所有人第能感受到他心中这份厚重的隐忍和令人感动的力量！
当我们真的从群体中剥离出来，真的用自己的智慧来观摩这个世界，从自己的思想中去探索自由的时候，托尔斯泰的写作已经成为了永远不可磨灭的灯塔，那灯塔照亮着每一个不愿向命运屈服又无奈在路上艰难跋涉的人们。
所以说，是托尔斯泰让我们知晓：我们应该配得上那曾经承受过的所有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