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思达
另一方面，从其他几条措施反映的冗官、冗兵、基层负担方面来看，范仲淹更多的只是在官僚系统内部进行裱糊整顿，根本没有涉及体制变革问题。对当时朝野瞩目的冗官问题，《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的方案只是减少恩荫入仕的官员，以免这批官二代冲击了孤寒子弟门路。这点或许是出身贫寒的范仲淹的心声，但未必真的能对冗官问题有所帮助。而对于冗军这个给国家财政带来首要负担问题，他提出的方案是不切实际的恢复府兵制——实际上直接就被仁宗和枢密院给否了，根本就没有付诸施行。此外，对于其实问题最大、隐患最深的减轻基层负担问题，范仲淹等人提出的也是泛泛的诸如“精选臣僚往诸路安抚，察官吏能否，求百姓疾苦，使赦书中及民之事，一一施行”以及“所废公人，除归农外，有愿居公门者，送所存之邑”这种毫无实现可能性的主张：谁会放着政府临时工不当，回家务农？
其实，如果将范仲淹庆历新政和后来王安石变法相互参看的话，就更能发现范仲淹等人在此时更多是将重点放在了官僚内部调整之上，和他微调比起来，二十多年后王安石变法才可谓是涉及整个社会天翻地覆改革：元丰改制将差遣制改得七零八落，制置三司条例司重新规划政府职能部门；青苗法、免役法更是将重点放在了基层负担问题上；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拿出了一套制度办法付诸实行，而不是像范仲淹泛泛地让各地自己讨论和义务劳动；而保甲和保马法则几乎颠覆带来冗兵问题的宋代兵制。此时，或许是北宋危机还没有发展到需要大变的地步，抑或许是范仲淹等人谨小慎微，想以最小代价实现兴革，总之他们设计的新政方法，更多的只能算是官僚系统内的微调，很难说是重大改革。
不过，即便是这种并未触及体制的微调，也足以让仁宗感到眼前一亮，兴奋地“悉用其说，当著为令者，皆以诏书画一，次第颁下”。庆历三年十月，范仲淹和富弼建议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的“择官长”率先付诸实践；十一月，开始推行“明黜陟”“抑侥幸”和“均公田”；庆历四年三月和五月，“精贡举”和“减徭役”成为国家政策，著名的“庆历新政”就这样走上了历史舞台。
在“庆历新政”之初，仁宗表现出了坚决改革的劲头。在他的支持下，范仲淹也得以大刀阔斧地实现了自己兴革的理想。在“择官长”政策出台之际，范仲淹审核各地地方长官名单，每看到不称职者，便“一笔勾之，以次更易”。这种不讲官场规则的做法搞得富弼有点犹豫，委婉地提意见说，你范仲淹一笔勾掉很容易，但是这一勾背后就会有一家人哭泣啊。而范仲淹却以勇于担当的态度回答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宋代地方行政机构）哭耶？”
然而，在这种雷厉风行，以天下为急的背后，范仲淹却有着深重的忧虑。就在新政开始后不久，高邮军知军晁仲约处理盗贼袭击时，不但不组织剿灭，反而召集地方士绅筹集钱财、牲畜和酒肉给盗贼，为此朝野哗然，包括富弼在内的官员都主张不*无以儆效尤，但范仲淹却主张宽恕，私下他偷偷告诉富弼，不轻易*臣下，是本朝的仁政，关键是我们两个主持新政，“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如果我们“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
新政刚刚开始，主持者就对皇帝意志和官场生态持悲观态度，这场新政到底能走多远，似乎已经不问可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