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
- 另一方面就是重建在当时世界的文化认同。
康有为将儒家的“公天下”思想与西方当时的民主、自由思想结合起来，而把他们与西方列强的野蛮血腥、金融侵略等剥离开来，通过这种方式，他力图在其《大同书》中展现一个“大同”的世界，而这个过程则是对西方文化的整理、批判和继承。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是建立在对于民族国家形式和欧洲体制的彻底否定基础上的，这也是他与黑格尔最大不同之处。康有为《大同书》起论便是“去国界合大同”，认为国家之大害便是有国界之害的战争，只有去除民族国家的战争功能，才会让人类永久和平。
同时《大同书》对西方权利体制进行批判，从而进一步维护了自己以儒学为基础的社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他直指中西两种压迫体制共同面向的同时，融入了自己对于中国社会改革的构想，这部分思想对于后来的“新文化运动”等影响深远。
《大同书》最终完稿于戊戌变法后，当时的康有为自称世界公民，游走于世界各国，与传统思想家们不同的是，康有为的《大同书》以东方“儒家仁学”起论，以批判帝国主义给世界各国带来的灾难为起点，从被压迫民族和人类之苦的视野，提出这一套重建“大同世界”的人类改革方案。
康有为力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第一次尝试以“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对象”去重建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政治格局，去建立一个世界普遍认同的“文化认同”，这也是康有为著作《大同书》的最终意义所在。
虽然《大同书》完稿于戊戌变法后，但是当时的变法图新都是在康有为这部著作的思想框架下进行的，正因如此，史学家们才会判定戊戌变法是一次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大同书
既然康有为以儒家传统文化作为改革基础，那么儒家的改革和改制的思想基础又是什么呢？康有为对此的解释是十分特别的，他认为儒家的改革也是孔子的理想，而孔子的理想既是“理想”更是“现实”，简而言之就是“内在价值为仁，外在制度则为礼”，二者的结合即为“道”，核心意思则是康有为从《礼记》引申出的一句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句话成为后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一句格言，孙中山先生就经常引用。
从前文到上段可以看出，康有为之《大同书》遵循的儒家学说，不外乎《春秋公羊传》和《礼记》，《春秋》处于核心地位，而《礼记》是其完美补充。
- 一、《大同书》中话《春秋》。
《春秋》要旨分三科：“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为进化，《公羊》最明”。西汉大儒董仲舒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利用了《公羊传》为思想基础，其要义便是拨乱反正，为后世圣王改革提供理论基础，正是有了《公羊传》也才有了董仲舒的“三统”改制学说，而康有为的《大同书》便借鉴了该学说，创造性的提出的“三世说”。
他一方面通过“大一统”来奠定集权制度不动摇，反对黄老的“无为而治”，而主张托古改制，推陈出新，主张积极有力的政治改革。另一方面通过诉诸汉代今文经为其改制说获得了理论上的合法性。
《春秋公羊传》的重要性不复多言，早在西汉时期改制已然成功的成为改革派的理论基础，康有为用它作为思想基础来改制本无可厚非，为何要偏偏用《春秋》而不是其他经典儒家名著，这跟清末的学术氛围有关。
十七世纪末期到十八世纪中期，陈第、顾炎武等人通过考察语言历史的方法，逐步推翻了古文经的真实性。比如1745年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出版宣告了《古文尚书》是东晋才出现的伪书，而十九世纪初发表的《左氏春秋考证》则揭示了《春秋左传》实际上与《春秋》毫无关系等等，对于史籍的考证工作可谓是清朝史学工作的一大硕果。康有为便利用这个学术热点写出了《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两部著作，一时间成功吸引了当时社会各界精英的眼球，同时更为其改制提供了旁证。
康有为在美国
- 二、《春秋》做主，《礼记》为辅。
康有为除了以《春秋公羊传》为核心思想组建变法的文化架构外，又格外重视《礼记》。
读至《礼运》，乃浩然而叹曰：孔子三世之变，大道之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发之明而别之精，古今进化之故，神圣悯世之深在是矣。
康有为认为《礼记》极为高明，首先就把所谓的“三代之制”，由具体的“三个朝代”描述为具有普遍性的制度文明，即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通过这个“三世说”，董仲舒才会进一步将其发展成为“三统说”，也就是赋予政治制度变革的逻辑。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三世说”也好，“三统说”也罢，都是在解释制度变法的合法性而已。儒家学说中的“太平世”也不尽然是儒家的最终理想，儒家的最终理想是“大同”，这不仅仅是儒家的理想，更是现实制度改革永不停息的永恒价值动力所在。
而《礼记》能够将“大同”的理想纳入现实制度变迁的运动逻辑之中，每个人、每个社会、每个制度都存在一个“大同之道”，这就是为何康有为在奉《春秋公羊传》为核心思想的同时，也格外重视《礼记》的真正原因。
“道与器、经与权、理与物、大同与小康、事实与价值、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种种矛盾论述，构成了《大同书》中满清政府变革的真实逻辑，康有为从儒学出发，构建了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勾勒出一卷被压迫民族新文明的蓝图。
康有为在欧洲
结语清末的“戊戌变法”往往仅被解释为资本主义改良运动的一环，而康有为这个主持变法之人则被一贯以批判的眼光去否定，所以反应其思想的著作《大同书》则被长期忽视。但从现在看来，《大同书》几乎可以看作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先声，他试图构建一个新的政治架构和文化架构并将其普及化，凭借这一点，他已经走到了许多改革家的前面，虽然最终改革失败，但他使“中国道路”第一次成为可能，这也是《大同书》历史意义之所在。
参考资料：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中国哲学史》、康有为《礼运注》、《大同书》、《康有为全集》、《文化与公共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