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主陵区全景鸟瞰。选自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金代皇陵》
说起北京的皇陵,大部分人会不假思索地想到明十三陵。其实,北京西南房山区的大房山脚下,还有一处比明十三陵早260余年的皇陵群。那里埋葬着17位皇帝,它就是北京第一个皇陵群——金代皇陵。
这是一处历经800多年历史沧桑的皇陵。与很多被盗墓贼破坏的陵墓不同,金陵的每一次重大命运节点,都与朝代兴衰更替紧紧相连。它的营建,是北京首次成为一国之都的历史见证;它的衰落,源于明朝屡战不胜的恐慌;它的修葺与重整,则是取代明朝入主北京的清王朝所为。
随着清王朝衰亡,金陵屡遭“破坏”,面目全非,逐渐湮没在深山老林与史料云烟中。直到上世纪80年代,金陵的神秘面纱才得以揭开一角。2002年,金代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的睿陵被打开,从此补上了中国历代帝王陵墓考古的“一个缺环”,而金中都最初的历史和面貌也被此次考古折射得愈加生动。
植树挖出皇帝陵碑
1986年,龙门口村的一个农民刘江山在村东北挖树坑时,发现了一座石碑的碑头,上面雕有龙纹。要是在平时他就会用炸药崩掉,可是这时他想起在附近活动的一支考古队对他说的一番话:若发现带有人工雕饰的石料等,立即报告考古队,并给予奖励。于是他马上找到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金陵考古队队长鲁琪,鲁队长立即带人前来此处挖掘。当他看到这座两米多高的石碑上刻有“睿宗文武简肃皇帝之陵”的字样时,欢喜若狂。
这是1988年5月27日《北京日报》头版报道《北京金陵发现记》中的一段描述。
睿宗,即金世宗的父亲完颜宗辅。他生前没有当过皇帝,金世宗夺取皇位后追谥其为皇帝,庙号睿宗,并将其迁葬至大房山金陵。
睿宗陵碑的发现,是第一次在考古中发现金代皇陵的确凿证据。
如今,这块陵碑的原件仍保留在房山区周口店镇九龙山(又名云峰山)下的金陵遗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原研究员黄秀纯指着石碑对记者说:“走近点仔细看,还能看到金粉的痕迹。”他告诉记者,这块陵碑的发现,“为考古人员确定金陵主陵区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1986年,黄秀纯、吴元真应邀前往金陵锤拓的睿宗陵碑。
金陵,北京地区最早的皇陵,比鼎鼎大名的明十三陵还要早260多年。这座皇陵的兴建,在北京建都史上可谓是一件大事。
北宋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时,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女真族还是处于辽统治之下的小部落。11世纪中叶,女真族逐渐强大,1112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不堪忍受契丹的压迫,率部抗辽。三年后即皇帝位,国号大金。
金的崛起,让北宋看到了夺回燕云十六州的希望。1120年,宋金订立“海上之盟”,联合消灭了辽国的主力部队。按照约定,本应由宋攻占当时还是辽南京的燕京城,然而,孱弱的宋军一再溃退,只能向金求助。1123年,势如破竹的金兵攻占燕京。对辽出兵不利的北宋自然丧失了话语主动权,仅拿回了燕云十六州中的燕京、蓟、景、檀等六州,并且,每年还得把燕京租赋的六分之一赠与金人。
自此,金朝国力大盛,北宋每况愈下。1123年金兵离开燕京时,把城里的富户全掳去了关外,留给北宋的只是一座空城。这座空城在北宋手里不过短短两年,就再次被金攻占。
归入金国版图的燕京,很快被“捧”了起来,成为一国都城。而迁陵是迁都的组成部分。
贞元元年(1153年)三月,金代的第四位皇帝——史书上的海陵王完颜亮正式迁都,将金代的都城从白山黑水之地的上京,迁到了幽燕地区的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燕京自此成为北京建都史的起点——金中都。此后,北京作为国都,一直为元、明、清所沿袭,乃至今天,已有860多年的历史。
当年,女真贵族反对迁都的不在少数,为了防止旧势力反扑,完颜亮命人将上京的旧宫城、宫殿和贵族府邸一律平毁。即便如此,仍有一些王公大臣以会宁乃祖宗陵寝所在、不宜远离为借口,不愿离开。为了保证迁都成果,海陵王决定釜底抽薪,把祖宗的陵寝也迁到中都。他派出司天台官员在北京及周边地区选“万吉之地”,经过半年考察,最终选定了“大红山大红谷(亦作大房山大洪谷)”这片风水宝地。
这里“冈峦秀拔,林木森密”,原有一座云峰寺(又名龙衔寺)。完颜亮拆毁寺庙,在佛像之下凿穴为陵,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金太宗完颜吴乞买及他的父亲完颜宗干安葬在了云峰寺地基下。
古人多信奉神佛,完颜亮竟然毁寺造陵,原因何在?原中科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燕山区文物研究所王德恒认为,“完颜亮就是这么一个混不在乎的人,他只是出于政治需要,想要节省工期。”
完颜亮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孙子,他出生的1122年,正是大金王朝崛起、灭掉辽国与北宋两个强大王朝的前夕。大概是父祖的赫赫战功给童年的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完颜亮一生最大的志向便是“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王德恒告诉记者,完颜亮迁陵是迁都的组成部分,目的都是攻打南宋、统一全国。为此,完颜亮1155年年初下令在大房山修陵,建行宫,半年后就已迁陵完毕,行宫也建好了,进展可算神速。期间,他六次前往大房山视察,最长的一次在山里住了约半个月,鞭笞过因怠工而使工程进展缓慢的官员,也奖赏过有功的役夫,“可见他对迁陵这件事很看重、很着急。”
这是《金史》等史料中关于完颜亮营建金陵的记载。然而,800多年的风雨沧桑后,再去寻找“大红山大红谷”的确切位置谈何容易?很长一段时间,考古和历史学家都只能在史料中寻找蛛丝马迹。
“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龙门口村一直流传着各种关于皇陵的故事。这是一个很小的自然村,位于大房山支脉九龙山的脚下,归车厂村委会管辖,上文提到的发现睿宗陵碑的村民刘江山就是龙门口人。前些年,刘江山去世了,但他的亲哥哥刘守山还能向考古学家和媒体讲述这些故事。
村里祖祖辈辈都是守陵人,刘姓和冯姓是守陵人的后代。小时候,奶奶曾给他讲过“抢皇陵”的故事,祭祀皇陵的时候要用一对牛、一对羊、一对鸡、一对鸭、一对鹅和一对骆驼,祭祀之后,牛羊等大的祭品由守陵户分了,鸡鸭鹅之类的小祭品由大伙儿上去抢,这就叫做“抢皇陵”。
山里有座皋塔,两层高,传说下面压的是金兀术。之所以称皋塔,指的是牛皋,也就是《说岳》中“气死兀术,笑死牛皋”的那位。1974年为了盖学校,就地取材把皋塔给拆了。山里还有两个碑亭,东边碑亭中的碑是康熙帝御笔,用汉文书写,西边碑亭的碑是满汉两种文字,1975年左右,村里平整土地,两个碑亭都让炮给崩了……
1977年9月,王德恒第一次听到了金兀术坟的传说。当时,他刚从吉林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原国家建委的一个干校(后改党校),报到地点就在房山。报到那天,他扛着行李搭公交车,突然听到旁边的人说这儿附近有个金兀术坟。“我是满族,又是学历史的,当时第一反应是,金兀术的坟不应该在黑龙江阿城吗?”王德恒回忆说,他本以为这只是民间传说,没想到,报到后又问了好多人,大家都言之凿凿:金兀术坟就在胜利厂北边的车厂村。
于是,王德恒趁着周末,骑上自行车就进山了。山路难走,第一次寻找无疾而终。第二次,他先乘公共汽车到胜利厂,然后徒步向前,令人兴奋的事情发生了,“走几步路一脚就能踢出一个石构件,走一段路又看到一些沟纹砖,那是辽金时期的。”
问了当地人,王德恒才知道,他已经从车厂村进入了龙门口村,“我心中一机灵,因为前些天刚去过十三陵,十三陵入口就有个龙门口村。”继续向前,呈现在眼前的居然是一片梯田,梯田上还能看到被砸碎的汉白玉石件,一块一块全垒成了梯田。
这是王德恒与金陵的第一次遇见。只是,当时的他还“不识庐山真面目”。
此后,他又去了龙门口多次,看到过宝顶遗址,看到过“皋塔”遗留的大青砖,还听说当地老百姓管九龙山上面的山顶叫皇陵尖。这里有没有金兀术的坟,金兀术坟到底在哪里,学界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但王德恒被吸引住了,因为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回吉林请教母校老师,老师激动不已:“你运气太好了,那里很可能就是金代皇陵。”于是,已调到原国家建委办公厅当秘书的王德恒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离开机关,去搞文物工作。恰好,北京市文物局举办文物普查训练班,王德恒报名参加,然后又主动申请调进了“北京石化办事处”,负责筹建文物管理所。1980年,办事处从石化总公司分离出来,正式成立燕山区,燕山区文物管理所也正式成立,他是唯一一个在编人员。
王德恒记得,文管所成立没多久,1981年北京市开展文物普查,金陵就被列为重点。时任北京市文研所所长的于杰先生以历史学家的见识特意嘱咐他:“你在燕山,就把金陵搞清楚。”这次普查之后,王德恒撰写了《金陵初探》一文。1983年的《北京晚报》曾报道此事:
金陵果真是片废墟吗?在金陵踏勘数年之久的北京燕山区文物管理所王德恒、王长福二人,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撰写的《金陵初探》,推断:金陵“很可能是一座规模巨大的金代文物宝库”。
王德恒在文中还明确提到了金陵的位置:“在北京西南郊大房山脚下,有曾在我国北方称雄的女真金朝皇帝的陵墓群……”
于杰也一直惦记着金陵,上世纪80年代,他在《中都金陵考》一文中详细考证了金陵的位置:“《金史》及《大金集礼》所记之‘坟山’……在房山县之西北方约5至6公里处。坟山(坟上村)之西北约3华里处有‘龙门口’……过龙门口向西北行约2华里,即为金陵所在地。”
龙门口西北、大房山脚下的梯田里,真的藏着规模巨大、随葬丰富的金代地宫吗?
其实,新中国成立后,大房山脚下这片神秘的土地,时不时就有金代墓葬和零星文物被发现。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房山地区还属于河北省管辖,原河北省文物工作队的郑绍宗等就曾在金陵范围内的坟山发现了一座穹隆顶砖室墓,里面的壁画相当精美。黄秀纯为此专门访问过郑绍宗,他告诉记者,发现时正是冬季,为了保护壁画,郑绍宗等将其回填,打算来年再仔细发掘。不料,第二年房山划归北京市,后来又被划为燕山区,大搞建设工程,此项工作最终不了了之,“那座砖室墓的主人是谁,不得而知”。
1971年初,燕山石化区胜利化工厂配电站工地发现6具石椁。于杰和年轻的黄秀纯前去清理,可惜,抵达时原始现场已不复存在,仅留下一件鎏金银质面具。
1972年12月,长沟峪煤矿在金陵主陵区西南的断头峪基建施工时,发现了一组石椁墓,由5具石椁组成,其中4具石椁已经空了,唯有主墓椁室内遗有一具柏木红漆残棺。黄秀纯又被派到现场,从棺内清理出11件精致的雕花玉佩、花鸟饰件。
1978年,就在后来考古人员认定的金陵主陵区,村民们“农业学大寨”整改梯田时,推土机推出了一件绘着“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案的三彩瓷枕。
今天,人们已经知道,出土三彩瓷枕的地方,距离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陵仅有80米左右。遗憾的是,当年三彩瓷枕与其他文物一样,并不能为确定金陵位置提供直接证据,况且,我国的考古发掘必须是配合基建,或抢救性发掘,帝王陵寝尤其不能主动发掘。
就这样,金陵在考古和历史学家的寻寻觅觅中,继续沉睡。
270块巨石下的秘密
1986年初春,大房山脚下终于迎来了一支正式的考古调查队伍。
考古队由时任北京市文研所所长齐心负责,队长是文研所第二研究室主任鲁琪,一行人由王德恒带路,开始了一次全新的考古调查。王德恒介绍说,这次调查使用了“新的科技手段”,即地质物探的方式,既省时省力,又不会伤到文物,正因如此,项目才得以顺利在国家文物局立项。
调查历时三年,最大的惊喜莫过于“睿宗文武简肃皇帝之陵”石碑的发现。考古队在当年的《金陵考古调查收获》中写道:睿宗陵碑的发现是金景陵所在的重要标志,对金陵的定位和定性起了决定性作用,是重大的考古新发现。换句话说,此时基本可以确定,九龙山下就是金陵的主陵区所在。
北京金代皇陵主陵区。选自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金代皇陵》
调查还清理出了一段汉白玉神道遗址,神道的栏板内侧浮雕双龙戏牡丹,外侧浮雕牡丹,就连台阶条石上都满刻着卷草纹,做工非常精巧。更为重要的是,把发现睿宗陵碑的位置与神道栏板连成一条直线,方向正对九龙山山巅,那么,睿宗的景陵会不会就位于这条直线上?
物探结果的确显示有一处异常,并且位置就在陵区中轴线上。然而,当考古队试掘后,一下子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一块又一块重约1吨的巨石,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坑里。
考古人员见多识广,可从未见过哪个陵墓里压着大石块。若要继续挖下去,就不属于调查,而是挖掘,得重新报批,再者,搬运大石块耗费的人力物力也难以估量。“稍微有点含糊,也算是一次失误,我们暂时把石坑定名为‘祭祀坑’。”王德恒说。为了保护文物,调查结束后,考古队将挖开的“祭祀坑”回填了。
十多年后的2000年,当“祭祀坑”逐渐被岁月淡忘在漫山遍野的核桃树、柿子树、桃树、杏树林里时,黄秀纯接到了重新调查金陵的任务:“新上任的所长宋大川同志找我谈话,准备成立金陵课题组,再次调查金陵。”当时,北京文研所还有好几个发掘队邀请他参加,如三峡考古队、圆明园考古队、北京东胡林人考古队等,黄秀纯不知如何是好,就去找前辈徐苹芳先生指点迷津。徐苹芳说:“以前虽然搞过金陵调查,但不彻底,没能解决问题,你要有思想准备,金陵地处深山老林之中,方圆60平方公里,山多路少,很困难,搞全了不容易,搞好了就是对研究金陵的一大贡献。”
黄秀纯决定听从徐苹芳的意见,担任了金陵考古队队长。第二年春天,金陵考古队住进了龙门口村。当时,这个小小的自然村电视信号模糊,手机信号不通,村子里没有自来水,老百姓生活用水全靠山上流下来的泉水。考古队租的瓦房在村里已算条件很好,厕所还是最原始的旱厕。后来,还是考古队自己改造了厕所,给村子附近废弃的水井安装了水泵,条件才好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