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贯彻殿试制度，宋太祖还专门为此发布了一道诏书。诏书中说：“国家推行科举取士的制度，本意是为朝廷选拔人才。中举者既然在朝廷做官，又怎么能向考官私人谢恩呢？为了整治这种浅薄的世俗风气，特地明文规定，从今以后所有科举及第者一律不得去拜会主考官，不得称呼考官为恩门、师门，考生自己也不能自称门生。违反规定者，要由御史台专门追究责任！”
诏书里说得很明白，科举既然为朝廷所开，就不允许被官员们用来作为营私结党的工具；所有被录取的士子，应该感谢的是朝廷，要向天子谢恩才被许可。除此之外，皇帝要赐宴给新考中的进士们，因为这种宴会常常设在琼林苑中，所以也被称为“琼林宴”。这种赐宴的制度为以后的历代王朝所继承，一直到清代还在实行。
最初推行殿试的时候，皇帝不仅能最终确定科举的名次，有时还可以对个别考生加以黠落。但后来，这事出了点麻烦。因为考生们为了参加科举，多数都是十年寒窗苦读，又经历了“过五关斩六将”式的层层选拔，好不容易才挤过了“独木桥”，进入殿试这一关。如果遇到了晦气，被皇帝蹦落，实在是有点不近情理。据说宋代就有个叫张元的人，因为参加科举在殿试时被皇帝除了名，一气之下，投奔了当时宋朝的敌国西夏，为西夏王出谋划策，使西夏军队不断*扰宋朝的边境。这件事最后引起了朝廷的注意，从此以后殿试时就只排名次，不再除名了。
鉴于唐代科举“走后门”的教训，以便能够公平取士，宋代还指定了一套严密的科举考试纪律和考试规则。例如，宋代开始设立主考、副主考制，使监考者由一人变为数人，相互间进行监督和制约，大大减少了主考官员的权力，同时也便于避免考生与主考官之间形成“门生”“恩师”的关系；其次实行“锁院”制度，考官自任命之日起要进入贡院，与外界隔绝往来，直到考试结束、名次定出后，考官才能出院。
第三是“糊名”与“眷录”制度，即要求考生在答卷时把考试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贯等个人信息密封起来，防止考官在批卷时徇私舞弊。后来为弥补糊名之不足，防止考官辨认考生笔迹或考卷上的特种记号而舞弊，又实行誉录法，由专人将考生的答卷抄录成副本，再由考官进行批阅。另外，宋代科举还规定了考官回避制度，如果考官有亲属故旧关系参加考试，考生应在考试时移场别试。这些措施的实行，一方面防止了考场舞弊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也制止了考官与考生特殊关系的形成，加强了皇帝对科举考试的控制能力。
除了上述措施之外，宋代科举对于官僚贵族的特权还注意加以限制。自宋太祖始，取消了唐代以来盛行的公卿大臣可以推荐考生的“公荐”特权，对于这些人家的子弟参加科举者，要实行“复试”，有时甚至会以势力之家参加科举会“与孤寒竞艺”为借口，取消他们的录取资格，或者降低其录取的名次，以体现“不与士争”的原则。
由于宋代科举采取了上述一系列的措施，应举者的范围是很广泛的，一般平民出身的人也可以通过科举改变身份和地位，踏上为官的仕途之路。而且一旦得中，便可以成为“天子门生”，其荣耀实在是大得很。宋代科举录取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且中举后马上委官，到后来以至于出现了官僚机构的恶性膨胀，冗员日多，吏治腐败，影响了政府行政效率的发挥，为以后的国家制度建设埋下了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