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公盨及其铭文,图片来自网络
考古和文献证据也颇有一些。著名的遂公盨内底98字铭文,清清楚楚地写着“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这件西周中期期也就成为大禹治水的最早证据。此外秦公簋提到“禹迹”,叔夷镈、钟提到“处禹之堵(都)”。之后对洪水和大禹治水较为完整的文献记述见于《尚书》《山海经》《论语》《孟子》《淮南子》《墨子》《庄子》《史记》等诸多书籍中。再加上在中国广泛存在的各处“禹迹”和各种民间传说,似乎大禹治水这件事完全不容怀疑。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不认可遂公盨。高扬提出:这件器物中“德”字频繁使用,居然占全部98字的6%,远超其器物铭文。“西周时代的人不会无缘无故地铸器,也不会仅仅为了写下民间流传的上古神话而铸器;此铭文没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体例怪异令人生疑;从行文风格看,铭文主题太过立意鲜明而且通俗易懂,内容与《尚书·禹贡》惊人雷同。再加上此器物来路不明,不排除是赝品的可能性。”(高扬:《大禹治水:一个近乎完美的传说》,《中国改革报》,2016年8月20日)他认为,遂公盨的制作离夏王朝奠定有1000多年的时间,就好像我们现在与唐宋的差距,未必有多大可靠性。
那么,大禹究竟有没有治过水?
大禹治水连环画
1924年,地质学家丁文江致函顾颉刚,说“江、河(注:此处指长江与黄河)都是天然水道,没有丝毫人工疏导的痕迹”,“就是用现在的技术疏导长江都是不可能的”。而《尚书·禹贡》中大禹平水土的范围包括今18省,从四川到浙江,从河北到安徽,都在《禹贡》的范围内,涉及黄河、长江、淮河、汉水、渭水、洛水等多条河流。这么浩大的工程量甚至胜过南水北调。如果存在大禹这样一个首领,在当时生产能力和科学认知能力都非常低下的情况下,以仅有240万—270万的总人口(宋镇豪教授估算,见《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00页、107页。除去老弱妇孺和农业所需,能够参加治水施工的人很有限),大禹居然组织起大量人力,能靠“手执耒耜”这样简陋的木石工具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实在不可想象。
就目前的主流观点来说,对大禹是否治水的问题基本表示肯定,但是对他如何治水、治水的范围,就有许多不同意见了。比如徐旭生认为禹治水自冀州始,主要在黄河下游,可能兼及淮水。也有人认为,大禹治水是通过开挖一些排水沟渠,将济、濮流域的积水排出,实在令人莫衷一是。那么,我想根据《天问》,简单地谈谈我的看法。
(三)大禹是怎么治水的我们再回头来看《天问》中的描写,逐一回答《天问》中的问题,以图回到鲧、禹治水的真实面貌。
《天问》中没有《国语》《左传》中显赫的炎帝、黄帝、颛顼、帝鸿、祝融等人,可知《天问》尚在这些传说出现之前。因此相比战国之后的其他著作,《天问》可能更加接近于远古传说的原貌。
我前面已经发布在头条号上一些谈及三代的文章,强调了我的研究角度是图腾文化。结合古代神话传说和目前已经发现的青铜器等三代器物可以看出,夏商至西周前期,图腾文化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既然有商一代都笼罩在浓郁的鸟图腾文化氛围之中,可以推想,在商代以前的夏朝,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图腾文化。
鸮,商王武丁时期,殷墟妇好墓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正如同当前学界并不把《尚书·舜典》和《史记·夏本纪》中的“百兽率舞”视为群兽一起跳舞一样,这些早期典籍中所提到的某兽、某鸟,很可能指的是以该兽、该鸟为图腾的部落。
当《天问》中奇怪于鸱龟为什么会听从鲧的吩咐时,我们会想到,此处的鸱龟并非是动物界中的鸱龟,而是以鸟、龟为图腾的两个部族。在洪水来临时,这两个区域相近的部族不得不联合起来共克时艰。他们共同推举鲧为领袖,带领他们平水患。抛开在过去由于图腾差异所造成的不和,大难当头,这两个部族必然要暂时性地服从鲧的号令。
为什么以鸟为图腾的部族,也会同意由鲧带领来平水患?吴锐说,鲧即鮌,实为“玄鱼”二字的合写,“玄鱼”等于“天鱼",意谓神圣的鱼族(吴锐:《“禹是一条虫”再研究》,《文史哲》,2007年第6期)。他提出,受崇拜的鱼、龙、龟,长期被先民视为一物。既然是水患,当然由相应鱼、龟图腾的部族来负责解决。不同图腾部落之间的这种“分工”,在当代西方学者考察偏僻地区原始部落的图腾研时也得到过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