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式漫谈
图：来自网络
春，正月，李靖帅骁骑三千自马邑进屯恶阳岭，夜袭定襄...李世勣出云中，与突厥战于白道，大破之。（《资治通鉴·唐纪九》）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春，随着两位统帅同时出击，大唐对东突厥的总攻战正式打响；这是李世民登基以来，唐王朝首次主动大规模对外用兵。
蛰伏了四年的大唐精兵，生动诠释了何谓“其疾如风，动如雷震”：兵锋所指，摧枯拉朽，突厥溃不成军，颉利可汗仓皇逃往铁山；为了斩草除根，二月，李靖率精骑长途奔袭，借着大雾的掩护，一举端了突厥人老巢；南起阴山、北至大漠，原北方游牧民族的栖息地，首次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管控下。
三月，周边的大小政权首领前往长安，请求尊奉唐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曾经不可一世的颉利可汗，则在走投无路之下，被唐军俘虏后押送长安。
经过这一战，唐王朝的地缘政治优势正式确立，在其后的上百年中持续保持了对外的高强度压制。中国历史上独树一帜的大唐盛世，由此正式迈上了征程。
但此时的春和景明，往往意味着过去的冬日凛寒；为了这一天，李世民虽谈不上卧薪尝胆，但如他自己所言，曾经也不得不“卷甲韬戈，啖以金帛”（《资治通鉴·唐纪七》）。如同汉高祖刘邦曾经遭受过白登之耻，一代雄主唐太宗及其父亲李渊，以及全体中原军民，不久前都遭受了突厥人的羞辱。
当初隋朝大乱之际，曾经顺从的突厥再度崛起，不仅将周边政权至于自己掌控之下，甚至成了中原争霸各股势力的幕后黑手。对于当时这一北方游牧强权，史书中曾这样描绘（《旧唐书》）：
值天下大乱，中国人奔之者众。其族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
即使咱们的唐高祖李渊，起初太原起兵时，也是在突厥人的兵马支持下，才得以顺利占据长安。然而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其后他为此付出了金钱与尊严的双重代价：
随着唐高祖事业的蒸蒸日上，自认为有再生父母之功的突厥人贪求无厌、日益骄纵；一有不合心意，立即发兵袭扰。尤其在公元621-622年间，突厥多次南侵，唐军损兵折将；公元624年，李渊不堪其扰，甚至考虑向东边迁都。同年八月，颉利可汗“举国入寇”，而常年持续作战的唐军正值疲惫不堪、物资匮乏，朝廷人心惶惶。最终李世民出面与对方达成了和亲，才度过这一难关。
然而事情没这么容易了结，第二年七月，突厥十余万大军卷土重来，在朔州肆意掠夺，唐王朝并州道行军大总管张瑾全军覆没、行军长史温彦博被俘。李靖与李道宗奋力迎击，颉利可汗才请和而退。
公元626年六月，突厥再度入侵；在关于由谁带兵迎击的问题上，李氏兄弟的博弈，客观上催生了玄武门之变。在内忧外患、人伦惨剧的多重打击下，李渊心力交瘁，干脆把皇位直接传给了新任太子李世民，自己过起了眼不见心不烦的太上皇日子。
不过新一任皇帝李世民，马上要面临突厥人的下马威。
公元626年八月初，东突厥遣使请和。但听说李渊把帝位传给李世民后，为了在权力交接之际趁火打劫，顺便给新任中原皇帝一个下马威、验验其成色，颉利可汗马上与侄子突利可汗（突厥小可汗，主管东边契丹、靺鞨等部）征发精骑十余万，挥师南下。唐军大将尉迟敬德虽在泾阳奋战、斩首上千，但寡不敌众，仍挡不住敌人的势头。
最终，突厥大军兵锋长驱直入，抵达距离长安仅40里的渭水便桥之北。此时长安城能调集的兵马仅有数万人，而且一时未能尽数集结。
大敌兵临城下，身后是退无可退的国都，当时李世民的处境，甚至比当初刘邦被围白登还要尴尬。
窘急时刻，李世民只身带领高士廉、房玄龄等六人前往渭水，指责颉利可汗背信弃义、撕毁之前的和亲之约；随后诸路唐军陆续赶到，虽然数量上处于劣势，但也“旌甲蔽野，军容甚盛”。
见到大唐君臣的这等气势，原本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颉利可汗经过斟酌，与李世民在便桥上*白马为盟，接收大量财物后引兵而退。唐太宗上任后的首次危机，有惊无险被化解。（也称“渭水之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