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虽退，但唐王朝的尊严无疑受到了折辱。其后朝廷元老萧瑀等人就请教李世民，为何不趁将士们蓄势待发之际，与突厥人*个痛快？
对此，李世民给出了解释：
其一，自己亲临渭水，一是要以疑兵之计震住对方，二是要在阵前一察虚实。经过他的分析，“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贿是求”，也就是说，与突厥人开战，并不是唯一选项；
其二，为何不趁对方决心未定时主动出击呢？
首先，“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自己刚刚即位，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况且大唐久经战火，官民疲敝，急需休养生息；
其次，若真的开打，唐军虽能依靠主场之利获胜，但也是“*敌一千自损八百”，而且还会与突厥接下梁子，对方携马匹之利来去如风，中原则从此永无宁日。
所以最佳的应对方式是“卷甲韬戈，啖以金帛”，志得意满的突厥人自然会降低戒备。其后大唐休养生息，待时机成熟时，给他们以致命一击（《资治通鉴·唐纪七》）：
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矣。
但要休养生息，其实并不容易：
经过隋末的战火洗劫后，曾经繁荣富庶的中原一片残破，人口由隋炀帝年间的890万户锐减至300余万户；
李世民即位时，大的战争虽不再爆发，但仍有流民四处占山为寇，社会生产并未完全恢复；
自然灾害不断，公元627年，洪灾引发关中大饥荒，米价暴涨；公元628年，蝗灾、大旱一同肆虐；公元629年，洪水再度来袭。天灾接踵而至，饥寒交迫的百姓甚至不得卖儿卖女换取食物。
这样的场景何其眼熟：隋炀帝在位时，正是因为远征高句丽引发的后勤灾难，以及频发的自然灾害，导致百姓流离失所，一度富强到令人瞠目的隋王朝因此轰然崩溃。况且，此时大唐的国力，根本与隋朝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如果不能度过这些难关，别提灭突厥的雄心，就连唐王朝内部，都有可能爆发摧毁性的危机。可以这么说，几乎从即位之初，李世民就无异于身处寒冬之中。但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合格的君主：
整顿吏治，轻徭薄赋。公元626年，在谈到为何各地多盗贼时，李世民认为：
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
民之所以为寇，主要是被官员所逼；若循规蹈矩无活路、铤而走险方苟延，谁还会做良民？因此，若要治民，先正自身，唐太宗不依靠严刑峻法，致力于“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主食有馀”。几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任人以才。身在帝王的位置上，对于权力的绝对支配，总会吸引到一大批趋炎附势之徒投其所好；但李世民坚持“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前任太子李建成的亲信魏征，常年致力于挑刺，以至于时常在朝堂上经常怼得李世民下不了台，却被尊为官员的楷模；
赈灾不遗余力。洪、蝗、旱灾，体现到最后都是老百姓的肚子问题。为了避免重蹈隋炀帝的覆辙，除了及时免除灾区的赋税徭役外，唐朝廷一手积极开仓放粮，一手组织百姓前往其他地区就食；同时，对于那些卖儿卖女的家庭，由官方出钱将这些儿童赎回，并归还给他们的父母。因此，虽然连年灾难，当时的大唐上下仍团结一心，社会空前稳定。
忘战必危，加强练兵。李世民出身军旅，身居皇宫之后，仍时常组织数百名将士在显德殿的庭院中练习射击，并且亲自考核，视实际表现予以奖惩。对于以不安全为由进行劝谏的官员，李世民表示：
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少安，则人主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
可见他随时惦记着突厥人。就这样，李世民即使待在皇宫中，也训练出了大量的精锐将士。皇帝如此尚武，民间的风气自然随之强悍。在这几年中，大唐一边休养，一边积蓄实力；而老对手突厥，可就没这么争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