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期间，田富达住在另一位代表、台湾同乡会会长林铿生家里。很多同乡来打听消息。“人们最关心的是谁当主席，”他说，“也关心首都在哪儿。”人们猜测，*既然到了北平，那么石家庄就不会是首都。
会议最后一天下午，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
投票者576人，每个都很慎重。据刘少奇报告，无人弃权，没有废票。*当选主席，得票是575张。
投票过后，代表们从怀仁堂到了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竖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他们在会上决定的。
已是傍晚，*在暮色里宣读了他起草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谢邦定“有点意外”，他没想到，会把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牺牲的先烈，悉数纳入“人民英雄”之列。
这几天的很多事情都塑造了这个国家。就连马叙伦在请假缺席中提出、由鲁迅遗孀许广平代为转达的一个建议，最后也影响后世：希望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
田富达是大会宣言起草委员会成员，在他印象里，9月30日，宣言很快就获通过。
“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那份宣言说：“全国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
那天晚些时候，北京饭店里举行了近800人的庆祝宴会。根据孙起孟的记录，“人人都多喝了些酒，因为人人都有吃喜酒之感。”
田富达那个晚上兴奋得没有睡好，因为，“要开国了”。
10月1日下午三点，那个湖南口音拖着长腔宣告：“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第一面国旗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升起。
城楼上的田富达流下了眼泪。他四处眺望，见到了他所在军校的台湾学员。他们原本要参加分列式，结果改去了观礼台。他们含泪遥遥招手。
而那位曾在参观东交民巷后兴奋不已的炮兵宋云亮，迎来了他更难忘的时刻：在开国大典指挥鸣放礼炮。
这个时候，蒋介石在广州的一个公馆里，静静地听到了无线电波送来的湖南话。
770年间，见证者们渐次离开了人世。李红梅和同事今年9月出版《人民政协诞生实录》一书，4月曾去医院探望谢邦定，约好等他出院后再去拜访，一个月后，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
2019年9月20日，田富达出席了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他是特别邀请嘉宾，坐在头一排。他已看不到任何人的表情，只能听到人们在说话，在拍手。过后，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置身于那个会场，他想起了70年前另一个会场。他当时那么年轻，“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就被选为代表，进入了一扇开启历史的大门。
他仍存着当年的代表证和纪念刊。脱了线的纪念刊里收录了他1949年的发言。
“如今我最大的心愿，和70年前在政协大会上发言时说的一样，希望早日看到祖国统一的那一天。”他说。
今年，他庆祝了90岁生日，他的弟弟专程从台湾到北京为他祝寿。他已极少出门，但仍准时收听《新闻联播》，这个时候他会谢绝打扰，哪怕自己的孩子也不可以。如此关注外界信息，他解释，“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我的家乡还没解放。”
70年后，田富达还记得，天安门城楼上不准大声喧哗，人们站在那里，小声议论，欣赏盛大典礼和北京的景色。
1949年的北京还没那么多高楼。这些人从天安门可以看得更远，他们面前是30万人，以及一个辽阔的国家。这个国家，从8800多米的海拔高度自西向东倾斜，分成了3个阶梯。这个国家，从南到北跨过了5个温度带。这个国家，拥有众多源远流长的大江大河。这个国家，地球上大多数动植物都能找到栖息之地。
但他们所面临的，又是一个连年战争摧残过的国家：1949年，中国人的身高要比现在矮很多，人均预期寿命是35岁，新生儿的死亡率是200‰。有的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全国只有11.7万名大学生，小学的净入学率只有20%。全国原油产量只有12万吨。北京街头上没有一辆汽车是中国产的。海军司令员去甲午海战标志地刘公岛考察时，因为没有船只，租了一条渔船。
甚至在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受阅的17架飞机也都是战利品，为了阅兵效果，有9架飞过天安门后又悄悄折返重飞了一次。4架飞机是携带实弹飞行，如遇敌机偷袭，要“立即进入战斗”。那次阅兵前，受阅官兵接到的命令包括，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一年之后，北京真的破获了一起轰动的案件——有人计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庆日炮轰天安门。这只是新生政权面临的威胁之一。
这一天，还有一半以上的国土没有解放。至于台湾，解放军对金门岛的炮轰要到30年后——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尊重台湾现状、实现和平统一”方针——才会停止。
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了，但9年后才会竖起。士兵们在10月1日这天的阅兵式上接到了新的进军命令，“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其中的很多人将在西南、西北或东南的战场上，像纪念碑所铭记的前辈们那样战死。
在*的计划里，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所说的“赶考”刚刚开始。1949年3月23日下午，从西柏坡出发之前，他对*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
*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他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曾在这座古都建立政权，但只维持了40天。
1949年，中国有132个城市。从农村壮大的执政党要试着学习接管和治理这些城市。党的工作重心要实现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不管是*还是他的盟友、他的敌人都承认，这会是一个挑战。“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他说。
这一年，到北京访问的前苏联代表米高扬发到莫斯科的电报里，这样报告他的见闻：“必须指出，我与之会谈的政治局委员们在一般政治问题、党务问题、农民问题和整个经济问题方面，都是十分内行的，而且是对解决这些问题都很自信。不过他们在生产业务问题方面知识很贫乏。他们对工业、运输和银行的概念也很模糊。”
美联社的一位记者在报道里预言，这个国家太大了，又穷又乱，不会被一个集团统治太久，不管他是天使、猴子还是共产党人。
在10月1日这天，天安门见到的有必然也有偶然：1919年，年轻的许德珩在它面前喊过救国的口号，成为五四运动风云人物；30年后，他经历了协商建国的整个过程，登上城楼，出席开国大典。
典礼举行时，许德珩未来的女婿邓稼先还在美国留学。再过几个月，核物理学家邓稼先获得博士学位的第9天上，就会启程回国，日后他将成为中国原子弹的设计者，被同学杨振宁誉为“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这年年底，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从1949年8月至1955年11月，共有1536名高级知识分子归国。
他们面前，这个国家刚刚从硝烟中“站立起来”。在物质和精神的很多方面，新与旧的交接仍在进行。
但有一点，已经交接得再清楚不过：“北京时间”开始了。
声明：本文转自中国青年报，在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