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北京还没那么多高楼。这些人从天安门可以看得更远，他们面前是30万人，以及一个辽阔的国家。
但他们所面临的，又是一个连年战争摧残过的国家：1949年，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是35岁，新生儿的死亡率是200‰。全国只有11.7万名大学生，小学的净入学率只有20%。全国原油产量只有12万吨。北京街头上没有一辆汽车是中国产的。
甚至在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受阅的17架飞机也都是战利品，为了阅兵效果，有9架飞过天安门后又悄悄折返重飞了一次。
这一天，还有一半以上的国土没有解放。这个国家刚刚从硝烟中“站立起来”。在物质和精神的很多方面，新与旧的交接仍在进行。
但有一点，已经交接地再清楚不过：“北京时间”开始了。
中国的1949年是在两份新年献词中到来的。一份出自*，另一份出自蒋介石。这使那个元旦在历法以及更广的意义上，都属于辞旧迎新的一天。
在河北的西柏坡村，*在他的献词里说：“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他的头一句话就洋溢着自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他誓言将向长江以南进军。
长江以南，“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南京，蒋介石在总统府宣读了他的《新年文告》。他已决定下野，脱了戎装，身着长袍，对种种问题引咎自责，表示“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而*用希腊《伊索寓言》“农夫与蛇”的故事，鼓励国人做出选择。他还宣布，这一年要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组建“民主联合政府”。
70年后，曾在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上亲手投票决定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里，仅剩一位在世了。他在北京一个安静的社区里深居简出，由于双目失明，他已无法目睹这个国家最新的样子。
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这位名叫田富达的老人吃力地回忆着过去。他的记忆已不太完整。谈到兴奋之处，他身体前倾，向着空气伸出双手。用这双手行使投票权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刚满20岁的年轻人，与*、*、宋庆龄、李济深等人同在一个会场。他记忆深刻的是，那次会议决定了“中国要走什么路”。
第一届政协会议代表田富达接受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
包括政权的缔造在内，许多事情都是在这个会场里决定的：国旗上有无必要出现黄河、斧头和镰刀；电影插曲《义勇军进行曲》能不能当国歌；国号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国号可不可以简称“中华民国”。
用*的开幕词来说，“将决定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事宜”。
而田富达本人在那决定性的大会上的发言磕磕巴巴——当时他是没怎么受过汉语教育的台湾高山族人，表示希望“赶快解放台湾人民”。这个愿望至今也还没有达成。
事实上，台湾问题是1949年留给后世的少数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一。
11949年是解决了很多问题的一年。“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在这一年说出了他流传最广的名言。
与后世许多人的印象不同，这句话的出处不是10月1日的开国大典，而是10天前的政协会议开幕式。原话是：“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当年为此热烈鼓掌的代表，只剩田富达了。另一位代表谢邦定逝世于2019年5月，在此生写过的最后一篇回忆文章里，这位98岁的老人形容：“这一场景，至今仍然刻在我的脑子里。”
时任政协会议筹备会副秘书长孙起孟注意到，邻座几位年事较高的代表一边流泪，一边“使劲拍掌”。
那次会上，选择国旗是令田富达最为激动的环节之一。在众多选项里，他选了那面红地五星旗，“大多数人同意这个版本”。
几天后的开国大典，他站在天安门城楼的栏杆边，流着泪欣赏了它的第一次升起。
1949年的中国，升起和坠落同时发生。
宣读《新年文告》一个多月前，蒋介石刚刚失去了“国民党第一支笔”陈布雷。他的众多文稿出自陈的手笔，包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名句。
但陈布雷拒绝见到1949年。在一个夜里，他服下了两瓶安眠药。留给蒋介石的遗书里，他说自己“书生无用，负国负公”。他的子女已入了共产党。
1948年最后一天，学者胡适与傅斯年在南京对着“滚滚长江东逝水”，喝酒，吟诗，落泪。两天后，胡适将他们吟诵的陶渊明的诗句抄在日记里：“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那份新年献词里，*创造了一个在后世颇为流行的句式——“将XX进行到底”。“XX”可以是“改革”“价格战”“低碳”甚至“爱情”，但在1949年，*所说的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到这年3月，河北唐山的陶瓷厂工人李向东说，他们在茶壶上面不再画金鱼、美人和兰花，画上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打到台湾去”。
台湾是田富达的老家，也是蒋介石即将退守的那个中国第一大岛。他已为后路作了安排，包括向岛上输送有价和无价的物资：一吨一吨的黄金，一箱一箱的故宫珍宝，一片一片刻着甲骨文的龟甲。
这年除夕的前一个寒夜，一艘叫“太平轮”的巨轮与另一艘船相撞沉没，被称为“中国的泰坦尼克号”。随它沉没的有纱厂的机器、银行的文件和近千人。
这就是1948年和1949年交接时的中国：有的沉入水中，有的浮出水面。
“1948年终于过去了，这也宣告了一种政治体制和一段历史的终结。”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在他的回忆录里说。他目睹蒋介石“周围的环境不断崩塌”，想到了自己前任的一番话——日本刚刚入侵中国时，那位大使说，中国正在上演一出历史剧，而我们只是坐在前排的观众，只能观赏它，而不会对剧情有任何的影响。
“当时，我还在怀疑作为美国的代表是否只能做一名观众，直到现在，这个观众换成了我，坐在一个豪华的包厢里，观看一场更为悲惨的演出。”
但20岁的田富达在华北军政大学校园里读到*的新年献词时，想的是，“中国解放，不会是很远的事了。”
2时间比预计的要早。中国共产党的计划是，自1946年6月算起，用5年时间打倒国民党。
1949年元旦，内战进入了第三年，解放军在兵力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东北的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华东的淮海战役中，国民党的将军杜聿明收到了解放军发给他的单刀直入的“敦促投降书”。
“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淮海战役打完两周后，民主党派领袖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谭平山、朱学范、蔡廷锴、章伯钧、郭沫若、茅盾等55人，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支持解放军进军江南：“革命必须进行到底。”
只隔了两天，在天津得胜的解放军士兵罗士杰在家书里说，“只要再有一年，这个全国光明的日子就会来临”。
围绕1949年，很多人都在计算时间。南京政府代理总统李宗仁算错了。他以为，“同共产党隔江对峙个三年五载还是可以的”。
田富达的同龄人牟明亮，一位来自山东的士兵更加迫切。他在1948年3月的家书里说：“大人在家好好安心吧。蒋介石就在今年灭亡……”
不幸的是，他牺牲在胜利前夜——解放军渡过长江的决定性战役里。
1949年4月25日早晨六点半，正在南京的司徒雷登突然被人吵醒，发现卧室进了几个士兵——解放军渡过了长江。
“其中一个人对我的仆人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他们很快就会全部拿回来。”他这样记录。
两天后的夜里，解放军的指挥官*、陈毅等走进了总统府。在蒋介石从前的办公室里，*讲了个笑话：蒋委员长悬赏缉拿我们多年，今天我们找上门来了。
下野的蒋介石原本希望避免这样的局面。1949年前3个月，国民党试图通过和平谈判，划江而治，在中国形成“南北朝”。
南京政府还找过司徒雷登，希望美国联合其他几个强国交涉。“我知道这是毫无用处的，可还是遵循他们的意思进行了尝试。”但是，其他国家都礼貌地拒绝了，并表示这是属于中国内政，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解决。”
4月1日，以张治中将军为首的代表团赴北平谈判。在司徒雷登印象里，这就像“愚人节的玩笑”。谈判没有成功，而且对国民党开了个玩笑——谈判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一致同意留在了北平，他们最后都出席了政治协商会议。
之后的几十年，国民党军官陈宝善一次次反思过失败。他“做梦也没想到”，会落败到这种程度。在他看来，解放军的训练不如他们，补给也不好。“我能说出的原因是，军心变了。不然怎么会垮得这么厉害呢？”
根据解放军的师长高锐的说法，攻打济南的时候，做法是“边打边俘边补”——打下一个据点，马上清查一下俘虏。俘虏掉头就参加攻城，换下国军的帽子，或者，直接去掉帽徽。
田富达曾是俘虏。他17岁时参加了国军，稀里糊涂从家乡台湾到了大陆。第一次上战场，他的枪托被解放军的子弹打穿，他问怎么办，排长说：“扔了扔了！”
“还有200发子弹呢？”
“扔！”
“很痛快”，他挥着手，回忆起战场上的对话，以及第一次上战场被俘的经历。
他还记得上战场的路走了9天——“走向解放”的9天。
“我们被‘解放’得很快，早上10点就‘解放’了，中午就问我们，你想回去还是想留下来？”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
回去，部队会发给三块大洋。他想了半天，加入了解放军。
年轻时的田富达
田富达少年时的名字是“富田达夫”——自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到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一直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投降那天，他“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陈毅曾形容，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支援前线的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杨伯涛被俘后的见闻，部分印证了这一点。
在被押往后方的路上他看到，村落里炊烟阵阵，人声鼎沸，“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他明明带领大军经过同一个地方，所见的是门窗紧闭。
杨伯涛感慨：“我们这些国民党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
“共产党正是在国民党经济与政治政策挫败、丧失民心的氛围之下，才赢得关键性的军事胜利。”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指出。
司徒雷登也承认，尽管自己在国民党中有很多好友，但此时的国民党，“几乎拥有了它当初推翻的那个腐朽政府的一切恶习”。
1949年7月3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写给总统杜鲁门的信里说：“他们不是被从外部打败的，而是内部系统的自行崩溃。”
国民党撤到台湾时，中央研究院院士81人里，仅有9人赴台。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做过国民政府考试院长，受蒋介石邀请同乘飞机赴台，他的学生*托人捎信，“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飞飞”是*上学时的笔名。张伯苓拒绝了蒋介石，分手时，蒋介石因为失望，没太留神，将头磕到了车门框上，“咚”的一声。
3在福州，一位92岁老人也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签字欢迎解放军入城。他叫萨镇冰，早年投身清末的洋务运动，甲午海战中，他任北洋水师副将。
很快，萨镇冰的名字，出现在1949年参加政治协商的662人名单里。
政治协商这件事情，在内战时的中国不是第一次出现。
3年前，重庆有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都参加过。但最后，国民党撕毁了决议，在民主程序缺席的情况下召开国民大会，起草宪法。历史学家史景迁的评语是，“此情此景不禁令人回忆起1914、1915年间，袁世凯对宪法与国会的操弄。”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又一次发出了号召。有别于旧的，这次提出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五一”口号发布当天，*给身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在香港的负责人沈钧儒写信发出邀请，他提议开会的地点在哈尔滨，时间在1948年秋季。
哈尔滨是共产党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1948年，它陆续见到了从不同通道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
民革*之一朱学范曾在东北的农村和企业调研了40天，他写信告诉李济深，他在这里看到的人民都是喜气洋洋，“有了生气”。
沈钧儒等人是从香港乘苏联货轮来到的，先到朝鲜的罗津港上岸，再到哈尔滨——他们要躲开国民党的封锁。
抗日名将冯玉祥的骨灰后来也到了这里。在此之前，他已与蒋介石决裂，在美国访问时就被中华民国吊销了护照。他从美国启程回国参加政协会议时，当时的报纸标题为：“冯玉祥离美归来参加新政协确信民主必胜”。
这年9月1日，冯玉祥搭乘的苏联“胜利”号轮船在黑海失火，他不幸遇难。两个月后，他的妻子李德全带着骨灰盒到了哈尔滨，呼吁他的老部下“掉转枪口”。
这一年的松花江，出现了冰封后又解冻的奇观。沈钧儒赋诗一首，称赞“地气也随人事转，从今北雁不须南”。
中国的局势也在“冰雪消融”。随着时局的演变，这些人持续向南。他们在哈尔滨繁华的马迭尔宾馆里谈过政治协商的事项。辽沈战役打完，他们又在沈阳谈。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等人在乘船赴约的途中，还是从鲁迅与许广平年幼的儿子周海婴摆弄的收音机里，听到了沈阳解放的消息。
等到1949年1月19日，*、*发给宋庆龄的邀请电报里，说的是“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
两天后，“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决定起义，交出北平。
4消息在一个傍晚传来。
下午六点，北平的居民从收音机里听到：“请听众十分钟后，听重要广播。”
五分钟后。“请听众五分钟后，听重要广播。”
第三次：“请听众一分钟后，听重要广播。”
人们一分钟后听到，国民党守军与解放军达成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解放军在2月3日举行了入城式。队伍经过前门箭楼时，忽然拐弯，进了东交民巷。人们惊喜交加。那里过去是外国使馆区，是中国饱受欺凌的象征之地。
10天后，第一次到北平游览的解放军军官宋云亮，给未婚妻写了一封信。他介绍了这座城市里的电车和“比驮粮的小毛驴还多”的汽车。这一天最使他兴奋的是，去了东交民巷。
“听说原先国民党统治的时候，这是‘外国地’，中国人是不大敢去的，可是今天北平已经是人民的城市了，东交民巷的外国人们也再不那么盛气凌人了。”他告诉恋人。
关于北平，田富达所能记起的是傅作义的参会资格问题。他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傅作义要当代表，很多人特别是解放军的同志想不通。”
解放军与傅将军的部下刚刚在战场上互为死敌。有人说，见到这些国民党，就想起牺牲的战友。
田富达说，在政协会议之前，他所在的军队党小组议论过傅作义的资格问题。组长朱德作了表态，平息了议论。“朱老总说，想不通也得想通。他虽然*了不少共产党，但是他也立了功了，你看，我们现在开会的北京，安安静静，他有功劳。”
就此，*也曾说过：有些代表性人物，我们不能代表，不然，就是开党代表会议了。
傅作义到政协会议报到时，是开幕前两天，他刚在绥远和平协定上签完字，赶回北平。饭店的房间不够用，陈毅把房间让给了他。
所有代表里，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最为特殊。北平是孙中山逝世之地，她本不想回到这里。邓颖超带着*和*的信去上海接她，*信里的“略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略”字被*改成了“谨”字，更显恭敬。*自己的信，干干净净，无一处涂改，与他平日风格迥异。
邓颖超在上海等了两个多月。
当宋庆龄抵达北平，*登上火车迎接。
为了等到这些人，为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最先协商出的134人组成了筹备会，分为6个小组工作，运转了三个多月，从6月15日开到了9月20日，比“三大战役”的任何一场都要旷日持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