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天下——从蜀道难到蜀道畅》中篇：蜀道通——新蜀道的伟力（2）
一部史诗，两座丰碑，三朝大事，经历四个政权，历时一百多年，这就是成渝铁路。它传奇般的身世，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影——它的建设为清朝的灭亡敲响了丧钟，为民国的颓势记录了样本，为新中国的建设擂响了战鼓；它的运营是新中国工业化起步的里程碑，开创了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纪元。
一、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清朝末期，甲午战争的惨败、八国联军的入侵，彻底刺痛了中国上层社会。1901年，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实施“新政”。朝廷制定了《公司律》，第一次让民间拥有自由兴办工商业的权利，开始鼓励修建铁路。
铁路是工商业的命脉，清末所建各条铁路无不盈利丰厚。各国列强激烈争夺中国铁路的筑路权，疯狂圈占中国铁路、矿山。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四川官绅纷纷发表文章，把修建铁路与爱国爱家乡联系起来，表达保路争权的决心。1903年7月8日，新任四川总督锡良顺应民意，上奏折请求“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此举有利于把铁路筑路权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获得外务部与商部同意。这一年是清光绪二十九年。
1904年1月22日，锡良在成都设立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成为全国最早成立的省级铁路公司，计划与湖北省联合建设武汉经宜昌、重庆、内江到成都的铁路。他还在成都举办四川铁道学堂，培养铁路人才。不过，公司筹款困难，进展缓慢，引发川人不满。
1905年1月18日，锡良奏报《川汉铁路公司集股章程》，规定公司股本的四个来源：认购股、抽租股、官本股、公利股。其中抽租股为主要来源，“收租在拾石以上者，即抽谷三斗；一百石者，即抽谷三石；依次递加照算。”也就是从农业税的税收中抽取一部分作为“租股”，如果民众无力缴纳，就把所纳正粮扣做租股，再扣上抗粮不交之罪。这是强制入股，当年开始征收，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川人称之为“铁路捐”。从1905年到1911年，四川民众缴纳股款约1670万银元。缴纳税捐的过程中，大量基层官吏中饱私囊，进一步加重人民负担，以致贫民为之卖儿卖女、流浪行乞，引发民怨。就这样，三千万四川人不论贫富都成了成渝铁路的小*，与成渝铁路的命运挂上了关系。
川汉铁路公司的股票
怎样办好公司，官府和民间的商贾大户们有矛盾，都想争夺领导权。1905年7月25日，锡良为调和这种矛盾，奏请将公司由官办改为官绅合办，分设官总办、绅总办两职，但实权仍在官府，公司负责人仍是官府委派的官员，公司重大事项仍由总督决定。公司进展依旧缓慢，民间商绅还不能过问公司事务，于是群起反对。锡良被迫申请将川汉铁路改为商办，公司改名为“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迟至1909年12月才成立公司董事局。
在全国的民办铁路公司中，实际管理权都在官员手里，经营不善、管理混乱是普遍现象。川汉铁路公司资金不足，总想投资生息。锡良用公司股本在重庆建铜元局，铸造铜币以促进商品流通，但迟迟不能正常生产，导致亏损。1907年，朝廷委派广州知府施典章任“川汉铁路公司驻沪总理”，为公司采购物资，并投资谋利。他用股本在上海炒股，由于一场金融风暴，股票*、钱庄*，导致投资巨亏。他投资失败，还有营私舞弊行为，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案。案犯1910年企图潜逃时被抓获。
锡良办成渝铁路还能顺应民意，但很快被调走，赵尔丰来了。1908年10月，邮传部应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的电请，派詹天佑为川汉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是“中国铁路之父”，当时因京张铁路的事未完，推迟赴任。川汉铁路1906年开始勘测地形，后来在詹天佑的组织下完成了勘探和线路设计。1909年武汉到宜昌段开始部分施工。
川汉铁路在宜昌举行开工仪式
1910年5月23日，英、法、德、美四国银团代表聚会巴黎，签订新协议，划定湖广铁路借款权由四国均分。这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协议，根本无视清政府的存在，自己商定了怎样向清政府贷款。1909年5月英、法、德三国银团在柏林签订过一次协议，这一次由于美国的加入而重新分赃。新协议规定：借款和一切材料购置由四国银行团平均分配；总、副工程师由四国按线路具体分段指派；川汉线延长至成都。四国驻华公使向清政府递交同文照会，提交巴黎协定，要求据此签订湖广铁路借款正式合同。
中国铁路的筑路权由四个外国来决定，清政府尊严尽失，只有签字画押的份。这一年是清宣统二年。
1911年5月9日，在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策划下，清政府突然发布上谕，宣布“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应即由国家收回。”以前批准的商办铁路干线一律取消，朝廷强制收回路权。对川汉铁路公司来讲，已经使用的部分股金拟用川省财产抵押借外债清偿，但对投资损失的部分不予承认，不作清偿。朝廷知道此事不好办，委派两江总督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督办此事。
仅仅过了11天，5月20日，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合同条件苛刻，中国不仅丧失大量经济利益，还丧失了川汉、粤汉铁路的管理权，铁路线两侧的一些利益一同丧失。朝廷收回铁路干线筑路权的目的大白于天下，实质是将川汉、粤汉铁路的修筑和管理权出卖给四国。川、鄂、湘、粤四省商办铁路都拒绝洋股，拒绝外债，维护路权。朝廷屈从列强的贷款合同而出台铁路国有政策，以路权抵押借款，彻底打击了民众信心，侵夺了民众权利，引发天怒人怨、群情激愤。
成都街头报贩大喊：“号外！号外！我们的铁路没得了！”
当月，湖南省的绅商齐集省咨议局开会，抨击这合同出卖路权行为，一致主张铁路完全商办，要求朝廷收回成命。万余名筑路工人也进城示威。
6月6日，广东粤汉铁路公司召开*大会，一致决议“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
起初，立宪党人主张“文明争路”，抱着光绪帝的牌位“哭诉”“乞求”。对这种软弱的乞求，清政府根本无动于衷。
川汉铁路公司的情况更加复杂。官府既通过强制摊派的方式让所有川人入股，又操纵公司经营，还委派贪官造成股本亏损，现在却对亏损部分不作补偿，全体川人被迫遭受莫名损失，于情于理不合。在具体操作上，朝廷事前不做深入调研，不与地方政府和封疆大吏协商知会，盛宣怀甚至连政府内部的沟通都不做；事后缺乏政治敏感性，坚持高压政策，以傲慢的姿态驳回川汉铁路公司和四川咨议局的所有恳请及申诉，严令赵尔丰切实镇压。
6月17日，商办四川省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第七次*大会，充满悲壮气氛，有人痛苦：“借款亡路，路亡国亡”。四川的立宪派乡绅们对改变朝廷决定彻底绝望，开始愤起反抗，在会上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与朝廷抗争。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起到了实际领导作用。咨议局是清朝末期立宪运动中成立的省级民意机构，只有咨询性质，没有任何实权。立宪派人士利用这个机构开展立宪宣传等活动，也为川汉铁路作了大量宣传。罗纶是革命党人，在大会上嚎啕大哭，号召群众“誓死反对”铁路国有。
6月28日，重庆保路同志会成立。四川省各州县随后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协会。
7月5日出版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提出“破约保路”宗旨：“保路者，保中国之路不为外人所有，非保四川商路不为国家所有。破约者，破六百万镑认息送路之约，并破不交院议违反法律之约。”这个“约”指清廷向四国借款的合同。“保路”与“破约”紧密挂钩，赋予运动以爱国主义和反封建专制的内涵。
川汉铁路公司在8月24日上午召开*特别大会，下午召开四川保路同志会大会，数万人参加。川人的经济利益、地方意识、家国情怀交织在一起，成都开始罢市、罢课、罢税。湖南、湖北、广东等省的保路风潮已趋于平静，而四川却越发高涨。
保路运动事起，同盟会会员觉得是个大好时机。他们在保路同志会中对立宪派人士采取“明同暗斗”的策略，外以保路为名，内行革命之实，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积蓄力量，准备进行推翻清政府的斗争。
8月4日，四川同盟会联合哥老会在资州罗泉井（今资中县罗泉镇），召集全川哥老会首领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组织同志军，发动武装起义。四川保路运动由和平请愿开始发展为武装斗争。
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认为闹事者有谋反之意，在督署诱捕了保路同志会会长等9人。他以为逮捕几个领头的就可以震慑民众，实际上却激起更大的民愤。当日，成都数万民众聚集前往督署，请求放人。赵尔丰斥责为首的士绅为叛逆，命令士兵驱赶官署外的请愿群众。人群不散，他便下令开枪，然后派骑兵冲撞人群，致死32人，伤者数百人，造成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第二天又下令解散各处保路同志会。随后下令成都戒严，封锁消息。
成都的同盟会会员找来几百块木板，把成都发生的事情刻在上面，号召“自保自救”，在字上刷上桐油，裹上油纸，放入河中。当时电报进入中国不久，人们惊讶于电报的传递速度，把这种木板戏称为“水电报”。木板乘秋潮水涨，漂流而下，把成都血案的消息传遍沿江各州县。
官府暴行激起四川各州县民众更大的愤怒，纷纷抗捐抗粮，并组织保路同志军向成都进发。不到10天，10万保路同志军聚集成都，在龙泉驿、郫县、温江、中和场等地与官军发生战斗。保路同志军武器差，缺乏统一指挥，实力不如官军，但人数远超官军，人心齐，被打散后又会聚拢再战。
随后全省各地暴动此起彼伏，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四川大半州县被保路同志军攻占。保路运动规模之大，发展之迅猛，大大震惊了清政府。
赵尔丰眼见局势失控，再向朝廷告急。清廷顽固坚持高压政策，急令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暴动。端方是朝廷非常倚重的满族大臣，既支持变法，又坚决保皇。新军是清末按西方军队的新式武器、新式编制、新式训练科目训练出来的军队，是真正具有战斗力的军队；原来的八旗兵、绿营兵都垮了，被逐步裁撤。当时说的川军、滇军、黔军、鄂军、湘军等等，都是那时各省按朝廷要求组建的新军。
端方带领武昌新军第八镇（一个镇相当于一个师）的大部分士兵，坐军舰沿长江逆流而上。此举造成武汉防务空虚，为武汉的革命党带来起义的绝佳时机。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一夜占领总督衙门，次日成立湖北军政府，宣布独立。此时端方一行还在路上，还没有入川。从武汉到重庆的木船要走一个月，等他们到达重庆时，武汉已经变天。
端方是支持铁路收回国有的，对于四川绅民的态度比较强硬，认为他们的言论“嚣张狂恣，无可理喻”。他给四川总督赵尔丰致电，让他“从严干涉，力拒非理要求”。后来态度有所软化，仍执意镇压川人暴动，带军继续西行。队伍到资中后，11月27日新军中的同盟会员组织哗变，将端方*死。
11月25日四川军政府成立，出任军政府都督的就是保路同志会会长蒲殿俊。那个固执镇压川人的赵尔丰，被迫交出政权。他下台后仍不死心，一直蠢蠢欲动，企图复辟。新任都督尹昌衡果断抓捕赵尔丰，并组织公开审判，将其处死。
武昌首义极大地激发了全国各地的革命党人，各地纷纷起义，推翻清朝的地方政府，宣布独立。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
孙中山说过：“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在修建成渝铁路的过程中，清政府经验不足、决策粗糙、措施武断，对四川民情认识不足，最终导致了自己的灭亡。
四川保路运动比湖南、广东的保路运动激烈得多，不仅实现了“破约保路”的目标，还演变成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为什么？原因至少有四个方面：
一是省情。四川人对打通蜀道的渴望特别强烈，谁要剥夺四川人的路就等同于剥夺四川人的命。
二是民情。四川人大多是移民的后代，传承了先辈敢闯敢干、不怕事、不怕死的精神。
三是当时的特殊情况。强制入股积累了大量民怨，把每个四川人的切身利益和川汉铁路捆绑在了一起，一有事变，就如星星之火，极易群起而动，迅速燎原。
四是当时的政治背景。同盟会的革命党人、咨议局的立宪派人士都在寻找革命或变革的时机，积极推动运动发展。吴玉章说：“什么东西能够发动这些群众呢？第一是国家的存亡问题，第二是人民的利益问题。四川铁路风潮之所以能发动极广大的民众，使他能坚持到底，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就在于他包含了这两个条件。”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