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1874年10月25日—1916年10月31日），原名轸，字廉午、庆午，号杞园，后改名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民主革命家。华兴会会长，同盟会执行部庶务，在会内地位仅次于孙中山，人称“孙黄”。武昌起义后任战时总司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陆军总长。
1911年11月，清军攻占汉口，起义军退守汉阳、武昌，时任湖北省都督黎元洪任命黄兴为战时总司令。黄兴随即亲往汉阳设战时总司令部，组织反攻汉口的战役。
1911年 11月16日 黄兴指挥起义军自汉阳反攻汉口，结果进攻失利，以失败告终，黄兴等人第二天便败退汉阳。
1911年11月27日，汉阳也失守了，汉阳失守以后，黄兴便退回武昌，随后与黎元洪等召开会议，并讨论形势和对策。商量完后，第二天便乘轮船东下，离开武汉，前往上海。
图│黄兴
随着汉阳的失守，社会上便流传着一种传闻，是关于黄兴主张放弃武昌，更为确切的说，应该是：黄兴提出放弃武昌，进取南京的主张。
一石激起千层浪，面对传言，黄兴也是百口难辩。
那汉阳失守以后，黄兴是否提出过放弃武昌的主张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是纵观近30年的中外史学者的论著中，几乎众口一词，几乎肯定黄兴提出过这样的建议。
有的论著甚至认为：“和历次革命起事后，一到失败，他就脱身而去，如出一辙”，这是黄兴的特点。个别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不论黄兴还是别的革命*，当时不可能提出这样的主张，是湖北某些军阀政客“蓄意捏造的”。
那真实情况如何呢？我们可以从黄兴发表的一篇演说词看出些许端倪。
1912年9月初，孙中山致电黄兴，告诉黄兴，他在北京与袁世凯会谈的情况，并催促黄兴去北京共同商量国事。
1912年9月6日一大早，黄兴便乘坐轮船，离开上海去北京，经过五天的行程，于9月11日抵达北京。一到北京，黄兴便和陈其美去会见袁世凯。晚上，与孙中山共同出席前清皇族成员为他举行的欢迎会。
图│孙中山
9月12日，黄兴应邀出席旅京善化同乡会的欢迎会，到会者大概50余人，首先，由会长刘颂虞致欢迎词，接着由黄兴发表演说。
9月28日，上海《申报》以《黄克强自述革命历史》为题，整理并发表了这篇演说词。演说词不长，只有约600字。
全文如下：
昔在日京将往南洋，同县留学诸君开会欢送，是时，亦刘君为会长。俯仰今昔，感慨系之。兴在长沙与刘霖生、徐佛苏共谋起事，会事失败，死者数人。逃至上海，与杨笃生、杨皙子组织爱国协社，会万福华刺王之春案起，兴及同志多被捕。赖江西巡抚夏时电致工部局，获放，遂至日本，思结合革命团体，适孙中山自美洲 (按：应为欧洲) 来日京，因日人宫崎寅藏介绍相见，谈论极合，始立同盟会，用文字鼓吹，一面着手运动军队。陆军学生回国带兵者日多，南军中已伏有势力，兴遂谋起事，镇南关略为试验。
后钦廉官民因捐交斗，郭人漳电询，遂往访之，留其营中3月，鼓吹革命，后又别去。前年 (按：应为1911年) 广州之役，原定正月，于时，长沙则焦达峰，武昌则居正、孙武，上海则陈英士。布置略定，会购械愆期，乃于三月二十九日 (4月27日) 午后起事，同志千余人分作数部，兴率120人攻督署。事败，同志死者72人，葬于黄花岗。
兴及赵声逃至香港，谋再举。去岁，武汉事已破获，名册尽失，乃于八月十九 (10月10日) 起义，推举黎君为都督。越数日，兴始至汉，与清军鏖战。其时，各省已先后响应，汉阳之失，兴主张严守武昌，另调粤兵，而日本参谋某甲主张弃武昌，世或以此议咎兴，传闻之误也。兴至上海时，两方已有和议，曾具电致汪精卫，略谓难可自我发，功不必自我成，遂有今日共和之局侥幸成功。兴虽著奔走微劳，而战事实多败北。但天下无难事，惟坚忍二字为成功之要诀。
黄兴在这篇演说词中，明确的指出了汉阳失守以后，他提出了严守武昌的主张，提出放弃武昌主张的是日本某一参谋。黄兴的这一说法究竟可信不可信呢?
红墙历史认为是完全可信的。原因如下：
图│七十二烈士之墓
首先，黄兴发表这一演说时，距离汉阳失守还不到10个月，对于这样一件当时轰动武汉三镇的大事，回忆不会有错，且当时听众有50余人，内容又在当时各地的报纸上公开发表，参加11月27日都督府军事会议的人也多还健在，如此重大的问题绝对不会是虚构。
其次，在这篇演说词中，黄兴依次谈了他筹组长沙起义、上海入狱、逃亡日本、结识孙中山、组织同盟会、参加镇南关起义、赴广西劝说郭人漳反正、到南洋开展活动、指挥黄花岗之役、参与武汉战事以及关于南北议和等十多件大事，经查对，均与史实完全相符，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主张严守武昌之说竟会失实。
第三，在黄兴十多年的革命活动中，尽管也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我们还没有发现他有隐讳错误或诿过于人的表现，如果他确曾提出过“放弃武昌”这样一个遭到众人反对的错误主张，他决不会推给日本参谋。而且就在这次演说中，他还勇敢地承认自己“军事上实多败北”，怎么会对那个实际上没有造成恶果的主张就不敢承认乃至推给别人呢?
第四，武昌起义后曾任湘桂联军督战官，后任湖北军政府秘书的覃振，在《辛亥革命起义的回忆》一文中明确写道：“……不得已，我军放弃汉阳，隔江而守。是晚 (1911年11月27日晚) ，黄兴与黎〔元洪〕即召集会议，报告汉阳失守情形，并力言现在只有隔江固守，等长江下游发动，才可反攻。所以他决定赶到上海，督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等速举，并令粤中湘籍军官郭、李等发动。”覃振的这一记载，与黄兴的说法完全一致。
图│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此外，当时担任参谋长的李书城和担任湖北军政府秘书长的李廉方等，他们在回忆汉阳失守后黄兴的思想、行踪时，也没有说黄兴提出过放弃武昌的主张。
由此观之，黄兴在演说词中说“汉阳之失，兴主张严守武昌，另调粤兵，而日本参谋某甲主张弃武昌”，这就是当时的历史真相。
对社会上的谣传不可信。
既然汉阳失守后提出放弃武昌主张的是日本参谋而不是黄兴，那为什么又有这么多的资料说是黄兴呢?其根本原因，正如黄兴所说，是“传闻之误也”。
首先，黄兴当时是仅次于孙中山的全国性著名革命领袖，他的到达武汉，确是“全局中心，皆集于彼一人之身”，人们把他看作是“天将下凡”，对革命党人和军队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可是，随着汉口的失守，黄兴与黎元洪谁主谁次的争论，以及所谓黄兴蓄意把作战重负交给湖北军队而不交给湖南援军的流言的出现，在一部分人中便产生了对黄兴的不满和不信任情绪；反攻汉口的失败和汉阳失守，这种不满和不信任情绪进一步增长、扩大，这是流言得以传播的基础。
其次，“放弃武昌”的主张恰恰是出自黄兴总司令部的日本参谋之口，而且这些日本参谋又是黄兴带来的，所以人们也就容易误认为这一主张是黄兴的意见，结果是张冠李戴，传了开去。
第三，汉阳失守以后的当天晚上，黄兴就匆匆离开武昌，次日早晨便乘轮东下，离汉赴沪，这一行动，自然又增加了人们对他的怀疑和误解。
第四，当时湖北政界军界比较复杂，矛盾很多，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出于某种政治上的原因，有意乘机借此扩大谣传的传播，从而挑起人们对黄兴的恶感，这也是不应排除的。
基于上述情况，“黄兴主张放弃武昌”的谣传，也就很快在武汉三镇传开了。
据后来参与写这方面的回忆录的人员分析，当时这一谣传不仅在政界军界传播，也在民间传播；不仅在领导层传播，也在普通士兵中传播；不仅在革命阵营中传播，也在敌人营垒里传播。
因此，民国时期的许多回忆录和其他有关资料在记述此事时，也就以讹传讹，错把日本参谋的主张说成是黄兴的主张，原因就在于此。
图│黄兴前线督战
正因为这些回忆录和有关资料记述此事时，都是靠传闻写成的，所以失实之处比比皆是，而有些历史著作却又轻易相信，并据此定案，这就势必互相矛盾，甚至不能自圆其说。
例如，关于黄兴提出“放弃武昌”主张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1911年11月27日的湖北都督府军事会议上，但关于这次会议的具体时间，却有三种说法：
一说是上午 (如范腾霄等)，一说是中午 (如曹亚伯等) ，一说是晚上 (如胡祖舜等) 。
事实上，1911年11月27日晚黄兴才从汉阳败退武昌，旋即渡江到汉口，次日早晨便离汉赴沪，有黄兴参加的会议只能是当天晚上召开，这样，一、二两说便纯属虚构，因为这时黄兴还在汉阳前线督战。
可是又有另外一本历史著作说，1911年11月27日下午黄兴就已搭船到上海去了，如果此说属实，则晚上一说亦难成立。又如，《改良与革命》一书，先是根据某些资料，说黄兴在27日中午会议上提出“放弃武昌”的主张，而后来又根据另外一些资料，说汉阳失守前几天，齐集上海的各省代表会议派特使至汉阳，“鼓励黄兴放弃武昌，去担任拟议中的南京全国政府的军事领导职务”。“放弃武昌”之议竟在黄兴还在致力于保卫汉阳时就提了出来，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
再如，有些资料和历史著作，说黎元洪和孙武也同意黄兴“放弃武昌”的主张，可是另外一些资料却说黎元洪和孙武于1911年11月27日连续致电独立各省请求援鄂，并召开会议讨论武昌防御事宜，决定总司令一职由蒋翊武代理，部署保卫武昌。
诸如此类互相矛盾的记载，在那些回忆录和有关资料中到处可见。因此，对于那些靠传闻写成的回忆录及资料，要注意分析和鉴别，特别是对有关“放弃武昌”一事的记述，不能轻易相信。
参考资料：
1.《民国秘史》
2.《黄兴传》
3.《辛亥革命起义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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