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元一朝，较早归降蒙古人的契丹族的社会地位不低，并在帝国内掌握了部分军政权力，有的直到元末还身为显赫的地方长官。这些来自北方草原的官员，不仅协助蒙古人统治云南，而且也得到了蒙古人的充分信赖，多次奉命参加征战与平息叛乱，是帝国统治的主要支持者。
明清更替
然而大元的统治并没有维持多久。
1381年，朱元璋命令傅友德等将领率兵平定云南。武力征讨是其中一个环节，但另一个环节更为重要，这就是尽量能够同时招降边疆地区各民族首领。毕竟，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如果能以怀柔的方式有效控制新领土，又何必以人命为代价呢？
蒙古人退至北方草原后
云南算是长城以南最后一块需要解决的区域了▼
明军的条件让人无法拒绝：凡归降的土长，大都授以原职，并准许其世袭。换言之，明朝想要向西南的土司们传达一个宗旨：改朝换代不过是一次常见的中原易手，少数民族地区依然可以各过各的，无需惊慌。
攻心之策大获成功，西南各地土司对明军几乎望风而向，这当然也包括滇西的契丹后裔。投诚之后的契丹后裔，悉数被继续授以大小土官，继续在今日的云南保山（隆阳）与施甸两区县辖境之内施行统治。
唯一的不同，是在明朝汉化政策的影响下，这些契丹后裔后来大多改为汉姓，今日多以蒋氏为主，其余有杨、赵、李、郭、何、茶等姓氏。
这里位于云南西部，山谷纵横，平原狭小
当然，最好的土地有不少控制在这些大小土官受累
（云南-保山-施甸县）
（图片来自：google map）▼
驻守在此的契丹土官们，还继续像当时在元朝任职一样，世守土官、安定地方，也再次发挥了传统艺能，协助明朝政府平叛和抗击外部侵略。例如万历年间的邓子龙抗缅战争中，契丹后裔出人出力，损失惨重，可谓尽忠职守。
当然，契丹后裔与明朝也时有龃龉，主要原因还是明末强推“改土归流”政策，遭到了契丹后裔的激烈反抗。但此时的少数民族军队即使在主场作战也已经很难全胜，在军事压力下一些契丹后裔为了生存，只能逃难于深山密林。随着明朝再次把边疆政策由讨改招，契丹人大部分又返回了原居地，但还有一部分没有返回，留在了施甸与昌宁的某些山区。
明王朝想要严密控制云南各地还是很困难的
相比云南，严密控制贵州更加实际
而且贵州是云南稳定的基础
明代，对贵州的掌控和建设可以说是重大成就▼
明清易代，清朝统治云南后，还继续推行元明以来的土司制度，与之前并无多大区别。
源远流长
今天，我国56个已识别的民族当中，并没有“契丹族”这一民族，至于达斡尔和契丹的关系，从不同的标准认定上，目前也还有争议。
而现在的云南契丹后裔，大部分被识别为汉族，还有一部分被识别为彝族、布朗族、佤族、德昂族、基诺族、傣族、景颇族等主要聚居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当然，身份证上显示的识别民族，并不影响当地人对自己的自身身份定义，他们常常将自己称为“本”人。
时过境迁，多方面因素造成了契丹人被分散到不同的文化族群当中。如果想从他们身上找到更多与先人的联系，恐怕还要借助科学的力量。
上世纪末，我国科研人员通过从北方契丹墓地的古尸中提取DNA与今日云南保山地区的阿、莽、蒋三姓“本”人的血样提取DNA进行序列对比，得出的结果与史籍资料记载基本吻合，“本”人确实为契丹人后裔。
但这只是解决了这个族群的旧时来源问题，并没有解释今日“本”人的现状。
另一项关于红细胞血型系统分布的研究则证实了“本”人来到云南后续的发展变化，可能与地域分布不同以及几百年来各民族之间通婚有关，“本”人在基因上还呈现有各种南方民族的特点。
所以，“本”人基本上与当地的其他民族在生产生活上并没有太多差异，当然在一些特殊的民俗文化上还会显示出与周围其他民族不同的特色。
比如他们依然在口口相传的传统教育中，了解祖先阿、莽、蒋三姓先祖的基本常识，这些契丹族的烙印在潜移默化的传承中延续。同时他们还谨记祖训，只要是三姓，一律不近亲通婚，即便是其他姓氏的，知道彼此是契丹后裔者也不通婚。因为如果这样做，在契丹家族眼中会被视为有辱先祖和伤风败俗的不轨行为，会遭到一致谴责和唾弃，风评被害。
至于文化方面，一些契丹后裔以及其他契丹学研究者也致力于其传承、研究、保护。
例如1990年初，云南契丹后裔调查组在施甸县大楼子村契丹后裔墓志铭中发现契丹小字。这一之前只在北方地区发现的消亡文字竟然在云南地区留下了踪影，还长期传承沿用，可以说是云南契丹发展的信史物证。此后研究人员又在这个宝藏地区发现了更多小字字样和宗教、墓志、族谱方面的宝贵资料，在大西南为北方少数民族历史研究发现了很多证据。
那时契丹人一定没有想到，当年金章宗忌因惮契丹族重新崛起，而诏示不准使用的契丹文字，竟然在他们从未到访的云南得到了少量保存，并一直作为活化石传递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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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来自：豆瓣——《天龙八部》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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