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明高/摄
“外枯而中膏 似淡而实美”
——评柳宗元《永州八记》的美学意蕴及其成因
文/盘继培
摘要：唐代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谪居永州十年。其间，他接近山水，观察山水，欣赏山水，书写山水，并将自身情怀融入其中，他创作的千古名篇《永州八记》，“是作者悲剧人生和审美情趣的结晶”，⑴作品中充满了他对“不遇之景”的热爱和对自己仕途上不幸遭遇的感受，张扬着决不气馁、积极向上的精神动力，具有丰富的美学意蕴，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特殊地位。
唐代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谪居永州十年，创作了千古名篇《永州八记》，开创了中国山水散文一代文风，永州成为中国山水散文开篇之地。明代茅坤评价说：“夫古之善记山川，莫如柳子厚。”张岱亦说：“古人记山水圣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苏轼评价说：“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⑵柳宗元在他的《愚溪诗序》里曾明确表示，其写作目的是为了“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本文试图从品读《永州八记》入手，探讨柳宗元山水散文的美学意蕴及其成因。
一、柳宗元山水散文《永州八记》的美学意蕴
美学是从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出发，以艺术作为主要对象，研究美、丑、崇高等审美范畴和人的审美意识，美感经验，以及美的创造、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美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柳宗元山水散文《永州八记》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和可贵的审美价值。千百年来，经过长期大浪淘沙，一直传承到今天，经久不衰，具有权威性和典范性，给人不同的感受，让你赞不绝口，让你爱不释手，让你陶醉其中。因此广大读者对它钟情有加，爱看爱读爱传颂，究其原因就是一个字“美”。具体讲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题材美，一题一山水。“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作家郁达夫在谈及散文创作时所说的一个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出了散文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以小见大。《永州八记》所选题材可以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小”。如小丘小石小潭小涧，等等。有《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小石城记》；小事，有《始得西山宴游记》《袁家渴记》《石涧记》等；从叙事角度看，“小处着墨，大处着眼”。他借游览山水，抓住永州的一些小景致，抒发对生活的热爱，对现实的不满，排遣谪居之苦闷和“居夷”之忧烦。以小物见奇景，以小景致而抒发真情，以小情见大旨。
二是篇幅美，一篇一袖珍。阅读《永州八记》后，笔者作了统计，三百字以上的有两篇：《始得西山宴游记》306字，《钴鉧潭西小丘记》340字；两百字以上不到三百字的有三篇：《袁家渴记》259字，《石渠记》226字，《小石城山记》220字；二百字以下的有三篇：《至小丘西小石潭记》193字，《钴鉧潭记》174字，《石涧记》195字。刘大櫆曰“文贵简。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柳宗元善撰短文，短小精悍，无烦譬冗言，犹如“袖珍体”，“电报文”，没有“全景式”叙事和多余的渲染，而是“切片式”叙事，集中突出主旨。从内容层面看，题材小，篇幅短，但容量大，内涵丰。永州山水，在柳宗元之前并不为人所知，但这些偏居蛮荒的自然景观自柳宗元来后，才向世人显示出幽深奇特之美，极富艺术生命，是一幅幅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钴鉧潭西小丘记》中关于小石的描写：“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仅仅二十来字，既写出石头之多，又写出石态之奇，且化静为动，富于石头美景。再如对小溪小渠的描写。《袁家渴记》中写道：“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飃葳蕤，与时推移。”将上面所记的一切景物都纳入风中，使读者于树动、花摇、草掩、涛飞、濑旋中见奇光异彩，听清音远韵，而一股浓郁的香气也随风飘来。
三是语言美，一言一精准。“清莹透澈，锵鸣金石。”精选动词，一词如一石，嵌入句中，挪动非易。如《钴鉧潭记》写道：“钴鉧潭，在西山西。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亩。有树环焉，有泉悬焉。”首先交待钴鉧潭的地理位置（在西山西），水流方向（自南奔注），水流态势（奔注、荡击益暴）。然后精选一系列动词，“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荡击”“啮其涯”等，把水的形态描写得十分逼真。参差错综，意韵疏畅。语言表达忌单一刻板。单一刻板便无生机，便无魅力。朱熹曾说“文须错之综之。而不穷之用生焉。”柳宗元深明此理。在他《永州八记》中十分自觉地追求语言的错落变化，从而使作品的语言获得一种错综流变之美。先看词语错综。如《钴鉧潭西小丘记》：“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这里的“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便用了词语错综法，“嘉”“美”“奇”是一组近义词，都有“美好”的意思；“立”“露”“显”也是一组近义词，均含“显露”的意思。作者本来可以合而言之，写作“美木显、美竹显、美石显”，但这显然就单一刻板了，言而无味。作者故意选用了两组近义词，组成三个结构一致的三字句来表达，整齐之中富有错综，并使语义得到了强化。再看句法错综。《永州八记》作者喜欢用短句，有时也用长句，长短句结合。如《始得西山宴游记》开篇写道：“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这段文字其句法上最大特点是，整散交错，奇偶相配。文中多用三言，四言整句，其间又杂以五言七言散句，形成一种整齐错综之势。造语选辞，句斟字酌。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这里用拟人手法，以动写静，把游鱼写得细腻形象，生动活泼。又如《钴鉧潭西小丘记》：“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石头是静物，作者特地将它动化，用比喻赋予它们生命力，用“怒”“负”“争”等写石头，使其有了人的动态，人的性格，再如“若牛马之饮于溪……若熊罴之登于山。”排比对偶，十分工整。
四是架构美，一篇一玑珠。《永州八记》在结构上具有独特之处。从整体看，这八篇游记就像永州的一幅山水画卷，合则为山水长轴，分则为八折屏风。既相互联系，又各领风*，其共同点就是刻画景物形象毕肖，个性鲜明。在每篇开头，与上篇相关合，承接的方法诡奇多变。《钴鉧潭西小丘记》是以日期与《始得西山宴游记》相衔接：“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或以一句话概括上篇所述：“石渠之事既穷”。具体到每篇中，其结构和写作重点也不同。《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与《钴鉧潭记》两篇都是以“潭”作为描写对象，但写作侧重点和结构却又不同。前者主要描写潭源，后者着力刻画潭本身。《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开头用简短形象的语言描述，点出小石潭“水尤清洌”特征，接着紧紧扣住“水尤清洌”这一特征展开描写，先从“石”上落墨，刻画小石潭“全石以为底”的情况，从而写出清澈的原因，然后再运用实中写虚，静中写动的手法，通过“皆若空游无所依”的鱼儿，反射潭水清澈的程度。总之，作者有意识的在“八记”中选择不同的刻画重点：西山的山势高峻特立、钴鉧潭的水势峻急荡击、西小丘的奇石、小石潭的游鱼、袁家渴的风大、石渠的细流、石涧的涧石、小石城山的山形。这样的结构，既突出了八处山水各自的特色，又避免了重复雷同。在表达上无论写山、写石、写水，都写出了其鲜明个性。用刘熙载的话说，就是：“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
五是意境美，一物一情怀。唐之前山水游记散文只是对山水外观的描摹。如南北朝郦道元的《水经注》侧重从地理学角度写山水。其语言精当，用词准确，意境优美。如入选初中语文教材的《水经注·三峡》：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
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四清倒影，绝巘（yãn）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
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卢正言点评：“文章描绘了三峡两岸连绵不断的险峻群山，勾画了峡中四季不同的景色变化，再现了三峡山水的自然美景，显示了祖国山河的雄伟秀丽，笔依物转，情随景迁，很有特色。”
再看柳宗元《永州八记》是怎样写山写水写石头，透过表面其实都是写人写情写性格。由于作者审美视角不同，审美心态不同，审美意识不同，他通过对山水具体形象的描绘，寄托浓浓的情思，使山水人格化感情化。如《小石潭记》“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表达其愉悦心情。接着写作者欣赏潭中灵巧的游鱼，看到他们“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的身影，就好像在玩一场游戏似的，他感觉鱼群“似与游者乐”，这种从物中获得的佳趣，是缘于柳宗元善于把自己的情绪融入永州的山水当中。
明人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指出石意象：“借石之瑰玮，以吐胸中之气。”《永州八记》对“山石”的描写比比皆是，这是柳宗元山水散文创作风格的一个美学现象。“石”在中国文化中一直都是刚正不阿的象征，《意林任子十卷》对石评价“石可破也，不可夺坚”。《永州八记》中作者用大量的笔墨以“山石”自况，这些山石的身上寄寓了柳宗元深沉的情感，同时也蕴含着卓尔不群的人格力量。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作者说：“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这里用“特立”之山与“培塿”对比，是山水自然美景同作者心灵的契合。他赞美山之超尘拔俗的“特立”，暗示自己人品的高洁和人生理想的高格。另外，柳宗元被贬永州，其社会生存环境是十分肃*的，但他仍然是傲然的。如《钴鉧潭西小丘记》中描写：“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突出石的愤怒的神态“突怒偃蹇，负土而出”，表现出作者傲岸的个性与生命张力。纵观《永州八记》的山水风景描写，完全是有力量有格调的人格刻画。
二、柳宗元山水散文《永州八记》美学意蕴形成的原因
《永州八记》具有丰富的美学意蕴，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与作者的生平经历和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相关，与其仕途失意，屡遭打击的贬谪生活相关，与“居夷”永州诗意山水相关，尤其是与柳宗元积极“入世”，“不忘圣人之道”的思想取向密切相关。
归纳起来，其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缘于厚实的文学功底和楚*美学的滋润。据史料介绍，柳宗元（公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运城）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出身于官僚世家，书香门庭，4岁时，其母卢氏对他进行了启蒙教育，21岁时，考中进士，26岁时，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并中榜，31岁时，任监察御史里行，33岁时，被擢为礼部员外郎。柳宗元是一位出类拔萃，素质全面的优秀人才，主要涉猎诗歌、哲学、辞赋、寓言、山水散文等诸多领域，其文学功底十分厚实，他一生诗文作品达600余篇，文的成就大于诗，山水散文《永州八记》成为千古名篇，集中体现作者超凡的观察力、感悟力以及表达力，有很强的题材取舍能力，语言驾驭能力，情感表达能力。柳宗元贬谪永州后，退出政治舞台，深刻认识到了官场的“水深水浑”，然后有了更多的时间读书思考为文。他是屈原的“粉丝”，楚*的“追慕”者。有资料介绍，他贬往永州时，在汨罗江驻舟，首先想到的是与他有着相同遭遇的屈原，写下了辞情并茂的《吊屈原》。他赞美屈原：“穷与达固不渝兮，夫惟道以守义。”作者也曾自谓“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文穷而后工。柳宗元贬谪永州后由于受楚*文化的滋润，其文学艺术水平发生了质的变化。
其次，缘于抑郁的贬谪生活和独具特色的心理个性。805年（元贞21年）唐德宗驾崩，皇太子李诵继位。这时33岁的柳宗元被擢为礼部员外郎，为礼部起草政令文件，积极参与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后因这场改革触犯了宦官豪绅的利益，作了6个月皇帝的顺宗被迫禅位。反对改革的太子李纯登基后，参与新政的柳宗元、刘禹锡等8人皆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事件”。柳宗元先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刺史，行未半途，又加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司马，其职务全称是“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即编外闲员。当时永州十分荒僻，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说：“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即出游，游复多恐。……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己复不乐。”从史料看，柳宗元少年时期科举考试是一帆风顺，青年时期是春风得意，33岁时，就被擢为礼部员外郎，深得朝庭器重，仕途一片光明，但好景不长，永贞元年（805年9月），“永贞革新”失败，他在仕途最为辉煌的节点上，却迎来了生命中最为惨重的打击，这种命运的巨大落差和极度困顿的贬谪生活，是非常人难以想象，是极度痛苦和无奈的。从“居庙堂之高”，到“处江湖之远”，特别是行至半途，唐献宗又加了一道政令：“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从此他不敢言政，不想言政，不能言政，文人在仕途遭遇挫折、打击却又痛苦无助时，为力求心理的平衡和精神上的解脱，只好求诸于寄情山水，重新找回心灵的归宿。如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写他登临绝顶之后畅游时的精神境界：“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这是一刹那间精神上的超脱。柳宗元经过4年的心态调整期，才慢慢地适应永州的贬谪生活，《永州八记》前4篇，作于元和四年，后四篇作于元和七年。此时柳宗元心中的痛苦和恐惧己渐趋平和，对官场的世态炎凉也有了较清楚的认识，“但当把锄荷，决溪泉水以给茹，其隙则浚沟地，艺树木，行歌坐钓，望青天白云，以此为适。而时时读书，不忘圣人之道，己不能用，有信我者，则以告之”。正是在这种心情下，作者寄情山水，热爱山水，书写山水。但是，柳宗元尽管经历了“永贞革新”的人生坎坷，其傲然入世的独具特色的心理个性没有改变。他充满对“不遇之景”的热爱，身体力行的积极“造景”，常常以“石”自况等，都隐含作者遇挫不馁，积极进取的心理个性，借“弃地”来表现自己虽才华卓荦却不为世用而远弃蛮荒的悲剧命运。
第三，缘于积极“入世”和佛教、儒家思想的影响。《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理，理足可传。”柳宗元仕途失意后，被贬永州，远离朝庭，居永州荒野，在《始得西山宴游记》开篇说明：“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但是柳宗元具有思想家的胸襟和远大的眼光，他在《与杨海之第二书》中说道：“而时时读书，不忘圣人之道。”这里的“圣人之道”就是在文学创作上实现“立言”抱负。在这种残酷的外部环境中，柳宗元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文笔优势，倾情山水，研究山水，书写山水，创作了《永州八记》，从孤独里找到一束光，其笔下的自然景物拟人化，成为遭贬后柳宗元的化身，具有抑郁忧愤却不见气馁，蓄势而发的性格特征。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是形成柳宗元《永州八记》美学意蕴的主要原因。柳宗元出于儒家世家，在儒学氛围中长大，其尊祖父、祖父、父亲是儒学大家。同时柳宗元的山水散文，又充盈着浓郁的佛教气息。他游历山水，在自然景色中安抚心灵的伤痛，以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与解脱。他在《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中提到的是“统合儒释”，其实质是援佛济儒。
第四，缘于偏远永州山水与孤寂心灵的契合。我们知道，柳宗元时代的永州，人们称其为荒蛮之地，南蛮之地，其山水特征表现为，一方面偏远恶劣；另一方面是原生态，自然美。北宋诗人陆游曾赞美说：“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柳宗元被贬永州后，从天堂跌到地狱，对此作者在《南涧中题》诗中写道：“去国魂已远，怀人泪空垂。”仕途上没有一点想法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灵反思和心态调整，他倾情山水，细微观察山水。如《始得西山宴游记》：“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从《永州八记》中可以看出他十年心路历程，他不是纯粹为写山水而写山水，而是在写山水的文字里隐含了个人抑郁愤慨之情，同时他观察山水的视角与常人不同，有细微的观察和深切的体验。他对遭冷遇和抛弃的山水，按自己独特的、高洁的审美标准，通过辛勤的“铲刈”“伐去”和“焚之”等努力，使山川之美显露于人世，使其有价值得以展现于读者眼前。他笔下的山水无不烙印着作者强烈而沉郁的情感，充分表现了作者本人虽遭贬谪，却没有沉伦，而是在人生低谷中不断进取的性格。柳宗元怀着善感的心游历永州山水，永州山水也回以清丽容颜，作者抒发郁闷的情绪，并将生命困厄化成文学创作的力量。在山水中，作者投射主观的生活遭遇与抑郁之情，以细微敏锐的眼光观察客观景物；以清丽精炼的笔锋刻画山水的真实面貌。
三、结语
“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一语，出自苏轼《评陶韩柳诗》，是苏轼有名的“枯淡”美学理论。苏轼对柳宗元诗词的评价，也适合于对其山水散文《永州八记》的评价。所谓“外枯”是指意境外在形式之朴素平淡，所谓“中膏”是指意境之内含意丰富充实，故有不尽意深藏其中。柳宗元《永州八记》赋予了永州真正的灵魂，柳宗元被贬永州何其不幸，但天降才子于永州，永州又何其幸也，永州这一块文化荒漠，随着柳宗元的到来，也在中华民族文化史留下了浓厚的一笔，奠定了中国古代山水散文文体，成为中国山水散文的开篇之地，是柳宗元散文中的精品，是作者悲剧人生的写照，柳宗元寄情山水，借山水之景抒发和排遣心中的苦闷抑郁，将悲情倾注于作品文字之中，形成了柳宗元山水散文凄神寒骨，并富于哲理韵味的文章特色，成为中国山水散文中永远的清音绝唱。
注释：
⑴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⑵苏轼：《评陶韩柳诗》
主要参考文献：
⑴傅惠钧 《柳宗元“永州八记”的语言特色》 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⑵陈丽荣 《论柳宗元山水游记独特艺术风格及其成因》 山西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⑶夏光弘试论柳宗元《永州八记》的艺术特色湖南人民出版社
⑷宋孟津 柳宗元《小石潭记》之风格特色与修辞艺术
⑸刘九伟 柳宗元《永州八记》山水中的迁客情怀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5月第38卷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