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时用来转运的船只有六艘，装不了全部书籍，馆员们不得不做出取舍，只能把古籍、方志、地方文献，共计362箱7万多册搬上了船。
战乱危局，前途未卜，他们沿着漓江顺流而下，先是在昭平县富裕乡一所小学里暂时寄放了一段时间，不久后，又把图书转移到了更为偏僻的裕礼村。
在日渐紧张的局势中，他们逐渐和政府失去联系，资金断了，生活陷入困境，许多馆员吃不饱穿不暖。
馆长黄远智为了换来救命的粮食，把家里最值钱的座钟卖掉了；
馆员杨均荣因无力抚养儿女，把女儿嫁给了当地农民做媳妇；
更有甚者，黄远智的母亲和馆员马安寿的母亲，也因长期颠簸流离，贫病交加，长眠在了护书途中。
这是一趟血泪之旅，但却是守护中华文明之火的大义之行。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无论多么艰难，这群守护中华文脉的桂林人从未放弃，他们坚信，只要生命在，就能护好书。
为了生存，这群读书人学着做起了小生意，宰牛卖肉，修鞋补衣，艰难地挨到了抗战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