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同于后来马克思使用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和物化（Verdinglichung）概念。物相化概念区别于生产概念的地方，是它不仅仅表征加工、制作和产出的一般生产特征，而且突出强调人有目的的爱多斯之相在生产过程中实现为塑形、构序和赋型对象的物相化创制本质。并且，主体性活动在这个物相化过程中可见塑形和不可见的构序之隐匿，这是一般物像迷碍生成中最关键的一步。马克思这一materialisirt概念的正式确立，为历史唯物主义已有的物像批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范畴。这也是笔者复构这一概念的原因。依词频统计，马克思在《大纲》中共计18次使用materialisirt一词。第四，这种生产过程中劳动物相化活动扬弃对象的结果就是物性的产品，也就是让物品获得为了人的生存需要的有用性社会历史负熵的“使用价值”。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这段表述中，马克思并没有直接使用劳动的概念，他只是巧妙地使用了（活动），这既可以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物质实践活动，也可以指《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物质生产活动。然而，马克思辨识出，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扬弃对象、设定物质的失形/塑形与祛序/构序的活动，绝不会出自物性的生产材料和生产资料，而只能是劳动者（工人）的（作为活动的主体形式）中的在场劳动。这是一种很深的理论辨识。因为，这涉及马克思与李嘉图甚至全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根本立足点的异质性，马克思必须站在劳动者和劳动的立场上。马克思意识到，他原先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缺少一个更加深入地观察社会历史的客体向度微观入口，这就是历史的、现实的和具体的劳动活动、劳动过程和劳动物相化结果的用在性关系——“使用价值”。这当然也是马克思创立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前提。
二、凸显劳动物相化的劳动过程
这样，在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进程中，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中通行的作为“一般生产”的生产过程就转换为劳动过程，上述生产过程中的不同环节也就同时转换为劳动过程的不同环节。也是在这里，作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的劳动话语在摆脱人本学逻辑构式后再一次被凸显出来。这一重要的劳动话语并不是简单否定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基础，而是凸显了物质生产过程中在场劳动活动的主体地位。这恰恰是我们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逻辑盲区和凹点。马克思现在说，“如果从劳动本身来考察劳动过程的要素，它们被规定为劳动材料，劳动资料和劳动本身”。这与上述生产过程是同一个过程，只是观察问题的视角发生了改变。然而，这种视位的改变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是走向劳动价值论的入口。在马克思第二个重要经济学思想实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我们看到马克思直接改写了上面那段表述：
这是与上述我们刚刚解析过的《大纲》中那段话语相近的一段表述。也是在这一新的话语重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笔者所说的从生产过程向劳动过程的重要转换。当然，这并非说，从生产过程向劳动过程的转换是发生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这一转换在《大纲》的经济学研究和复杂思想实验进程中已经逐步实现，只是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变得更加自觉了。直观地看，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这段表述中，马克思一是明确将生产过程转换为劳动过程，它导致原来的表述意向彻底重构了，二是他尽可能压抑了《大纲》中特有的哲学话语意味，整个理论描述变得更加实证和更像“经济学话语”一些。
具体一些分析，现在这段表述的构境层更加清晰和意向明确：第一，劳动过程是工人作为劳动者主体进行的
（合目的）活动过程。其实，生产过程的目的是由劳动中具体践行的物相化来实现的，这一有目的（telos/zweck）的爱多斯实现出来的客观塑形和构序过程的发生源，不是物性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而是工人的“劳动能力即智力和体力既发生作用、又被支出和消耗的运动”的在场。这里让笔者想到的观点，是黑格尔在唯心主义构境中对惰性物质的贬斥，他认为“太阳下面没有新东西”，只有精神观念才是唯一有未来时间维度的创制力量。马克思这里的逻辑似乎是黑格尔上述观点的唯物主义异轨，在他这里，物性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并没有在劳动过程中创造任何新东西，工人的劳动活动（历史时间）的在场是唯一的创制力量。实际上，这一观点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直接基础。显然，这一重要的理论观点，并没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话语中得以强调。
一方面，这会是历史唯物主义客观向度中视位转换的关键，原先那个生产过程中抽象的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的主导因素，现在明确落到了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上；另一方面，那个作为生产过程结果的事物获得的用在性社会历史负熵质——“使用价值”也是由劳动能力创造的。这既是后来那个抽象劳动生成价值的前提，也是理解劳动力商品问题的入口。微观一些看，这成功地将不劳动的“现实的个人”——资本家堵在了创造财富的门外。这当然彻底改变了马克思进入经济学构境的全部基础。
第二，劳动资料是劳动者体外的器官延伸，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生学定位，因为人类自从事生产劳动活动开始，“人的最初的工具是他本身的肢体，不过，他自身首先占有的必然正是这些工具。只是有了用于新生产的最初的产品——哪怕只是一块击*动物的石头——之后，真正的劳动过程才开始”。在最早的生产劳动中，人的劳动物相化活动会通过大脑中的经验记忆和四肢已有的下意识惯性动作激活和复构起来，而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生产，这也是人的社会定在发生和社会历史负熵进程的真正开端，后来的木制工具、石器与金属工具的出现，都是劳动者的手、脚肢体器官的外部持存延伸。工具的本质，起初是对人的肢体劳动功能的模仿，之后，逐步将原先积淀于自身器官中的劳作爱多斯的主体性技能和工序构式客观抽象出来并反向对象化于外部持存，具体说，就是将敲打的活动技能和割草的动作浇铸到锤子和镰刀的物性实在之中，以便在下一次的劳动过程开始时激活和重构惯性劳作(爱多斯)的在场。更重要的是，所有劳动工具也都是劳动者劳动的历史产物。实际上，这也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上手功用固化于合手性锤子的本质。
第三，劳动活动的作用在于改变外部事物的物相化。远一点看，这是那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物质实践改变世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物质生产改变自然的进一步归基，因为实践的第一层级物质生产活动的核心是有目的的劳动塑形和构序活动在劳动材料（劳动对象）中的爱多斯实现出来的materialisirt（物相化）。可以看出，这个在上次表述中话语地位并不高的materialisirt，在此次话语格式塔中一跃成为关键性逻辑构序概念。因为，它成了“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的具体成因。并且，劳动活动物相化于劳动材料之中，不是简单地成为一个对象，而是依爱多斯之相赋型于劳动对象一个neue Gestalt（新的关系场境负熵质）。这显然是一个新的判断。依笔者的理解，这应该是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关系场境论的最重要的深化。这个非物像的Gestalt，在今天即是格式塔心理学之后指认的非实体性格式塔场境，马克思那个时代肯定没有格式塔构境，而只能是关系性的场境存在。那么，什么是劳动赋型对象的Gestalt（场境）存在？马克思仔细地解释说，有特定目的的劳动活动在劳动对象中的物相化赋型，一是对象自身“局部定在的改变”或者是“对象与地球的关联的分离”。这种没有彻底消失的哲学话语痕迹，自然是难懂的。这是我们在“工艺学笔记”中可以看到的自然存在的失形和祛序，即从本有的自然存在形式和构序中脱型出来，有如兽皮从动物身上剥离开来，棉花从原植株上采摘下来，割断它们在本有自然生命负熵中“与地球的关联”，以改变这些自然物的“局部定在”，这实际上是所有劳动生产的前提。这是过去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严重忽视的逻辑凹点。二是劳动活动在“主体形式”上耗费自己，同时将自己的爱多斯物相化于对象之中，这种劳动塑形和构序的物相化也在对象中实现for us的劳动目的，使之获得人所需要的社会历史负熵存在方式和质性，彻底消除对象原先自在的Gleichgültigkeit（“漠不相干性”）。这个Gleichgültigkeit，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描述异化为与观念看起来无关的对象物假象。这是那个经济学语境中出现“使用价值”的哲学本质，也会是一般直观对象物相化迷雾背后发生的“存在论差异”所在，即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劳动从活动的形式
转入存在的形式（Form des Seins），转入对象的形式”，这也是在场的“存在”物相化和转换为到场的“存在者”。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反省中，他深刻地揭露了到场的石化存在者（形而下之“器”）背后的使之向着主体需求“涌现”的不在场的存在，但并没有真正历史地说明这种占有性存在的操持运作机制。而马克思则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存在论历史性生成的秘密。
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从生产过程向劳动过程这一重要的逻辑构式转换，笔者有以下评论：一是历史唯物主义对物质生产基始地位的强调是正确的，但依据马克思后来新的看法，人的直接生产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背后，本质上是劳动者有目的地改变世界的劳动过程。这样，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看法，也会从一般物质生产走向主体性的劳动，他会认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也说明物质生产力的核心构序因素是人的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这一新的劳动话语同样应该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重要内容。这一原则是同时贯穿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性逻辑原则。这是我们过去所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没有高度关注的方面。二是从历史认识论的视角看，劳动话语使原来在物质生产视角中出现的认知对象本身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在主体视位的劳动过程中出现的几个方面，都成了我们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物的复杂关系，劳动的主体性目的和劳动主体活动是不可直观的，但它们却作为“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对象化在产品之中，而虽然劳动作用了的劳动工具和劳动材料是可见的，可它们分别在活动中发挥的功能性作用和物相化后的用在性负熵改变，在一般物像误认中却是难以辨识的。后面我们会看到，马克思将劳动资料（工具）视作“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和社会关系场境的“索引”，也就是说，劳动工具的直观物相只是透视一种构序和赋型功能的显相。这是历史认识论构境中极其重要的进展。
有趣的是，同样是对这一对劳动过程的表述，在马克思正式表述自己经济学观点的《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中又发生了较大的改动，因为要适应公开出版文本和读者理解的需要，我们不难感觉到马克思的思想构境深度有一定的收缩，但他明显突出了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目的性和主导性地位。在马克思整个第三次经济学研究进程中，我们会发现从《大纲》到《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再到《资本论》，出现了对同一问题的反复思考和多重复构性思想实验，这通常会表现为最初写下的一段文字在不同话语格式塔中的反复修改，几乎每一次修改都显现出马克思思想构境的深化。这是容易看到的马克思思想理论逻辑进展的文本—话语分析的田野考证细部。此处，他这样描述劳动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