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年谱长编》，王刚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2年12月版，1176页，456.00元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新政启动后第三年，清亡前八年，文华殿大学士、领衔军机大臣荣禄在京病逝，清廷追谥“文忠”。时人评论“综光绪一朝，荣文忠公实为此中枢纽，文忠没而国运亦沦夷”（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对于这样一位权尊势重、影响国运匪浅，生前已然谣谤缠身，身后又难盖棺论定的晚清重臣，坊间流传“形象”言人人殊，学术界也一直缺乏有深度的专门研究。如果说，数年前马忠文先生撰著《荣禄与晚清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一书，改变了“长期以来除了简略的官修传记和几篇碑传文，没有一部有关荣禄的完整而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传记或专著”的现状（金冲及语），那么新近出版的王刚编著《荣禄年谱长编》，应为荣禄资料蒐集、整理与研究领域的又一大学术创获，或当得起为本书作“序”的尚小明教授所赠“引征详赡”“考订扎实”“评判允洽”诸判语。
年谱由纪传和编年二体史书演变而来，按梁启超的说法，也是“人的专史”之一种。他在总结清人“传记及谱牒学”成就时，尝申论“后人补作或改作昔贤年谱”之难，不仅在于作者之去谱主“近则百数十年，远乃动逾千岁”的客观条件，更在于谱主材料“蒐集”与“裁断”之于作者的考验——
是故欲为一名人作一佳谱，必对于其人著作之全部，贯穴钩稽，尽得其精神与其脉络。不宁惟是，凡与其人有关系之人之著作中直接语及其人者，悉当留意。不宁惟是，其时之朝政及社会状况，无一可以忽视。故用一二万言之谱，往往须翻书至百数十种。其主要之书，往往须翻至数十遍。资料既集，又当视其裁断之识与驾驭之技术何如，盖兹事若斯之难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
荣禄一生不以文字见长，且为人深沉，不擅动笔墨，出自本人之手的文献资料原就有限（包括记叙其家世的少量传记资料；职务相关的官方文书如奏折【片】、奏案、呈文、咨文；致友朋函札、电文；自撰诗文等），加以曾经遭战火毁损，存世者寡少。至于其他官、私记载如清国史馆编“履历册”“列传”私撰行状、神道碑、墓志铭、时人笔记、日记、文集、年谱、地方志、报刊报道等，成文时间不一，又散落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搜罗非易。王刚白手起家，尽其可能集中与谱主相关各类型史料（据作者自述，经过不同时期的增补，搜集资料的总篇幅“定格在196万余字”），进而连类铺陈，对比裁断，制成一近一百二十万字之“年谱长编”，其难度可想。这样大部头的“资料集”绝非率尔操觚之作，而是经历了长期的准备。从2007年攻读硕士时期起心发愿，开始“荣禄与戊戌政变”的专题研究，至2014年在北大历史系以博士学位论文《荣禄与晚清政局》答辩毕业，再到今天推出《荣禄年谱长编》上下卷，诚可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王刚自嘲“收集荣禄史料长期以钻牛角尖的方式进行，缺少开阔、审慎的学术规划”（自序，第2页），而或正由这一种迂执的学术态度，帮助成就了一件近乎“无中生有的志业”。
马忠文著《荣禄与晚清政局（典藏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
吾国史学著作以“长编”名者，初始自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长编”近似“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的编年体史学著作之初编，其“义例”一如司马光之言，“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李焘承认自己的著作尚无资格径称《续资治通鉴》，只能称作《续资治通鉴长编》，若有司马光一类史学大家“删削之”，方有可能成一垂诸永久的经典。按民国前编撰年谱，似未见用“长编”作书名者。一般而论，“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纤悉无遗而系以年月者，谓之年谱”（朱士嘉《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序》），民国后新出现的“年谱长编”更得资料之详，并以采录标准较泛、“所收材料尚待删补”（《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还包含“初稿”“未定稿”的意味。不过，晚近刊行的许多“年谱长编”，重在最大限度地集成史料，其形式等于年谱或年谱简编的扩大版或升级版，“长编”之意义也只能体现于规模和篇幅。所以有学者感叹“近三十年来，忽然一下子涌现了一批数量惊人的年谱长编”，“这些年谱长编撰著者和出版者，似乎也全然不知道‘长编’一词的本意，因为，事实上这些撰著者和出版者全然都没有今后‘删削之’以为定稿而再版的打算”（陈福康《“年谱长编”的“长编”是什么意思》）。
作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晚清以来人物年谱长编系列”的最新一部，《荣禄年谱长编》也可说是“预流”之作。王刚从编著者立场出发，清楚意识到“资料的收集既已不易，编写时的取舍也是挑战”，故而“学习了一些前辈学者编纂的年谱长编，略知近代以来关于‘年谱长编’的宗旨和体例”，经过反复权衡，不仅大力筛选“长编”资料，“取最能反映谱主思想与活动者”，而且反思学界已有的若干约定俗成的方法，对“长编”体例有所变通——
缘荣禄没有一个资料集，这对他本人及晚清史之研究来说，殊为不便。所以，编辑原则似应以呈现资料为第一，知人论世则在其次。因此，在资料取舍上，我大概遵循这一原则：未刊资料或冷僻的已刊资料，应收尽收。例行公事者也录其题名和出处。常见的已刊资料，则提纲挈领，力求其简。另外，荣禄前、后半生地位不同，相应的资料多寡也不成比例。大略言之，甲午前资料较少，成文后“长编”篇幅不过每年数页或数十页；而甲午后竟有上百页者。为便于读者循某一线索快速定位，笔者在甲午后每年的正文前加上“提要”。这些变通从初衷来说，都是为了研究之便。（自序，第3页）
如此，一方面保证了“呈现资料”的优先性，尽可能高效地披露谱主相关重要材料，另一方面也发挥了作者的研究优势，以“提要”“按语”等形式提清脉络、辨证材料，突出“长编”的研究性。就前一方面而言，“长编”首次系统整理刊布的谱主相关较大宗资料，包括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宫中档硃批奏折》，以及近年新公开的“步军统领衙门”“兵部—陆军部”“醇王府”“神机营”等多个全宗中的大量未刊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荣禄存札》《荣禄存各处禀稿》及荣禄朋僚存札（如《李鸿藻存札》《鹿传霖函稿》等），清华大学图书馆藏《荣禄函稿底本》未刊部分，国家图书馆藏《世笃忠贞录》《先继妣颜札太夫人行述》，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陆军省大日记·参谋本部关系文书》等，为研究者提供了莫大便利。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陆军省壹大日记》（1901）
“长编”上卷始自道光十六年（1836），止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合计六十四年，仅戊戌（1898）、己亥（1899）两年，即几占篇幅之半（344-570页），下卷则只收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二十九年（1903）四年的内容，乍看畸轻畸重，似篇幅失衡。当然，这首先取决于谱主存世文献数量的现状，更深层原因则在于荣禄仕途历程的前、后明显差异，造成前、后半生相对应资料的多寡“不成比例”。荣禄长期受宠于慈禧太后，历任内务府总管大臣、户部侍郎、西安将军、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大学士兼首席军机大臣等诸多要职，尤以戊戌后地位最重，朝廷大小事务几乎都有其参与或主持，王刚在编排史料和史事时非常注意先后呼应，对荣禄处理各类公务相关的材料几乎逐日征引，连贯排比，在此意义上，“年谱”中若干时段已接近于“日谱”。我和尚小明教授的感受是相似的，“阅读本谱宛如阅读一部经过精心别择的晚清历史资料集，特别是关于甲午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新政开端史的资料集”（尚小明“序”）。“长编”的价值已经超越谱主个体范畴，更关乎“其时之朝政及社会状况”，有不同阅读目的的读者，可自取一瓢饮。在个人特别感兴趣的庚子、辛丑部分，便有不少富有兴味的发现，如“东南互保”“督办军务处”“行在军机处”“行在电报局”“督办政务处”等专题，作者将散在四方的材料捉置一处，线索汇聚，意义顿明，令人获益不浅。
“长编”中另有一大类以往并没有受到研究者高度重视的史料，即各地各级官员、门生故吏和戚友私下请托荣禄提携或办事的函札。据作者整理爬梳，《荣禄存札》收录其自庚子夏至去世前（1901年6月至1903年4月）不到三年内各地官员的来函，其中涉及请托者竟有三四百件之巨。这类数量庞大的请托应酬函件，仿循格套，信息零散，看似无太大价值，然而内中“清楚记录了请托者的身份、心理和逢迎馈赠等请托手段，对于考察晚清官场的幕后运作，有着不可多得的价值”（王刚：《从〈荣禄存札〉看晚清官场请托》，《历史档案》2013年第2期）。清人章学诚谓“以谱证人，则必阅乎一代风教，而后可以为谱”（《刘忠介公年谱叙》），“长编”作者也是一位有心人，详备载录形形色色的“人情”故事，为我们深刻感受和理解谱主所处时代风貌供给了珍贵的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