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春和等编：《义和团资料丛编·荣禄存札》，齐鲁书社1986年
年谱之业，非仅于罗列异文，随人观玩，便可谓史家之能事毕矣。如梁启超所言，“资料少既苦其枯竭，苦其罣漏，资料多又苦其漫漶，苦其牴牾，加以知人论世，非灼有见其时代背景，则不能察其人在历史上所占地位为何等”（《中国历史研究法》）。王刚在史料考辨方面颇下功夫，凡厘清史源、订正时间、钩稽故实、比较异说，皆以按语或注释一一说明，体现出不俗的研究素养。书中辩驳、校正旧说之处甚多（前辈学者、当代同仁均有），迳论“此说不确”“此节不确”“都不确”“此说有不确之处”“此说当不确”“此处稍有不确”“此说不确之处甚多”“其说不可靠”“此说亦不可靠”（见第3、29、31、183、236、277、356、411、419、421、477、502、543、552、587、615、618、638、641、646、797、822、1020、1034、1049、1087、1110页等处），态度剀切爽直，结论斩截利落。此处仅就印象深刻的几例略作申说。
当清宫档案尚未大量刊布之前，早期晚清史研究不得不倚重时人载记（尤以形成背景各异的各种“小说笔记”为大宗），在史观上则不能跳脱出“后辛亥革命”的时代氛围，论家笔触多集矢于总结或批判“亡清”的教训。从新、旧或战、和立场出发区分历史人物，以“帝、后之争”为表征的宫廷矛盾渐成为解释晚清政治史的一条主线，并统摄“恭、醇之争”“南、北之争”等政治派系运作，这一解说模式在石泉著《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1948）已见雏形，后高阳、林文仁等人著作持续加以阐发，影响至今。荣禄一人历经道、咸、同、光四朝，长期身居中枢，与满汉、南北、新旧各派政治力量关系微妙，也是沟通各派的关键人物。在他身上，附着了许多以讹传讹、未经验证的“说法”。“长编”多处对话陈说，以“剥笋”之法，层层剥去当时及后世渲染的颜色，力求还出谱主本来面目。如论者多谓同治帝驾崩之际（1874），荣禄因“擅动枢笔”而结怨沈桂芬，并以此作为“南北之争”之论据。王刚考证源流，揭出此说本于陈夔龙《梦蕉亭杂记》，“陈夔龙与谱主虽有师生之谊，但订交是在甲午后，故他对谱主早年经历并不熟悉，所记多系传闻，此段记载尤为荒谬”，其驳论三层环环相扣，理由如下：
其一，同治弥留之际，沈桂芬入宫时间早于文祥和谱主，并非迟到。（可参见《翁同龢日记》）。其二，即便文祥因病不能拟旨，在场军机大臣尚有恭亲王、宝鋆、李鸿藻等，弘德殿大臣尚有翁同龢、徐桐等，其资历均高于谱主。何能均推让谱主执笔？其三，谱主不由科举出身，平生不以文字见长，如此至大至重之恩诏、遗诏，何能胜任？（84页）
又，光绪四年（1878）十月，贵州巡抚出缺，有论者谓荣禄曾献言于慈禧太后，将军机大臣沈桂芬外放黔抚，此系“荣禄由内廷路线对沈桂芬及南派所进行的反击”，“沈、荣对抗进入白热化阶段”，而当时荣禄背后的奥援为北派清流领袖李鸿藻（林文仁：《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91-94页）。其说所据，系陈夔龙、文廷式等近人笔记。按傅斯年的史料学观点，“官书失之讳，私记失之诬”，“后之学者，驰骋于官私记载之中，即求断于讳、诬二者之间”（《史料论略》）。王刚能于官书、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指出陈、文两家所记“自称直接或间接得之于谱主之口，但不合实情之处甚多”，又据《宫门抄》，考出“谱主十八日以来一直出差，二十六日归来请安，但未蒙召见”，二人笔记“所述本就可疑，再据以推断谱主系二十五或二十六日进言更属荒唐”（143-144页）。同年十二月，荣禄遭开缺，被革去“工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等职，为其仕途一大跌蹉，旧说亦将此视为李鸿藻、沈桂芬政争之一部分。王刚亦力辩荣禄为“北派之代理人”之说不可靠，“总之，陈夔龙所记不可信，今人据以解释晚清‘南北之争’尤属牵强”（146页）。
《梦蕉亭杂记》书影
戊戌变法失败后，时人有言“素知后帝不睦，变法非其时也”（费行简《慈禧传信录》）。实际上，此类说法多是在知晓政变结果后追溯前史，帝后矛盾公开化、慈禧太后政治形象负面化，都会影响人们看待戊戌前宫廷关系的眼光。“后帝不睦”究竟始于何时？学界追溯往往过于随意，无视早期帝后君臣交往模式的微妙性，扭曲甚至夸大矛盾。如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慈禧太后召见枢臣于仪鸾殿，宣布瑾、珍二妃种种劣迹，著降为贵人。清人笔记常以此事证“帝党”“后党”之说，并将荣禄归为“后党”。王刚以为此说“武断”，“是时帝后虽有隙，但并非对立关系，彼此皆无树党之举。谱主政见（比如和战问题）随事而异，并非专右慈禧而忤光绪”（245页）。
此前笔者在评论马忠文著作时，曾指出一点：“关于荣禄其人，无论生前身后、朝野内外，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不止于有污名化倾向的康梁宣传话语，也有据说出于辩诬目的而形成的《景善日记》这样的伪造文本。所谓真伪，不过相对问题，‘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陈寅恪语），考察荣禄有过何种形象、经由怎样的途径形成现有认知，这虽已是另一话题，但与研究‘荣禄与晚清政局’并不脱节。”（《仕途得自“武”事，谥号却为“文忠”》）《荣禄年谱长编》所着眼者，主要还是谱主本尊的言论行止，但在史实考订、史料辨疑的过程中，常常需要对话康、梁，一定程度上也触及了“荣禄形象的流变与形成”问题。王刚对此抱有清晰认识，并且加以精辟的解说：
百日维新前，谱主与康有为之关系既已不睦。六七月间天津废立传闻四起，康有为据此敌视谱主更甚。七月底、八月初，杨崇伊、曾广汉等赴天津见荣。康更相信谱主有政变阴谋。其拉拢袁世凯图谋政变，也是为对抗谱主之需要。故康心目中，谱主为反对新法之旧臣、图谋废立之元凶、后党集团之中坚。新法所以不行，引袁所以失败，政变所以发生，谱主都是西后之外罪魁祸首。是以政变之后，康据此印象丑诋谱主。作为宣传文字，此类记载合乎情理，但常不合乎事实。而近人笔记或教科书，又常采康、梁文字以记谱主言行、立场，谱主之历史形象不免脸谱化。（478-479页）
如李希圣所作《庚子国变记》，初刊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书中对荣禄颇多抨击之辞，一时流传颇广，为晚清著名笔记。该年正月，官学大臣张百熙奏《筹办大学堂情形并推广章程五条折》，另片请以吴汝纶为总教习，上谕允准。王刚据吴汝纶家书，揭示“张百熙得谱主拔识，遇事常以谱主意见为是”，所奏章程及人选事前已与荣禄妥商，他本打算重用有“妙才”之名的李希圣，“荣相指为康党，遂止不敢用”；复由李希圣致汪康年函札，证实其人对变法持激进立场，希望太后“归政”，“立场确与康有为接近”。荣、李二人既有“恩怨”可寻，则《庚子国变记》所记“恐未必为信史”（1042页）。
《庚子国变记》书影
在种类庞杂的近代史料中，报刊资料为最具特色之一大部门，尤其清季维新变法后，报刊舆论逐渐成为深度参与中国政治实践的重要力量，其“史料价值”亦水涨船高。惟今人处理此类材料多持“拿来主义”，易流于粗疏，不甚措意于“说法”和“事实”之间的差距。荣禄晚年秉政之时，正是各类新式报刊兴盛之际，作者对于此类材料也多有蒐罗，但在使用时严加别择和审查。如1902年8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报告引《北清日报》报道，有“荣禄得到李莲英、西太后以及俄国后援，拟废黜光绪皇帝而以其侄女婿溥伦亲王继位……作为回报，将西藏置于俄国的保护下”云云。王刚以长时段观察此问题，参考同时期其他材料，进而断论：“通观谱主自戊戌以来对废立问题之态度，此时不可能有文中之阴谋。此说之出，当是不满谱主的外国媒体炮制。与此相关的西藏密约之说，亦可作如是观。”（1099页）
在人物研究或年谱撰著的作者群体中，似乎多见对于“传主”或“谱主”自觉或不自觉的“移情”现象。“长编”文字很少此类情绪化的投射，落实在史料批判上，能够一视同仁，而致力于揭示谱主与对手方之间一种“相对待”的关系。尤其难得的是，作者由文本信息的单纯提取，进而注意到史料本身性质、源流、形成（包括收藏、传播、编辑、出版等）诸问题，将史料研究与借助史料所欲解决的具体课题结合起来。如1902年3月，荣禄家世资料《世笃忠贞录》由其幕僚袁励准经手，交北京琉璃厂刻字铺“龙云斋”印行，王刚便敏感意识到“此时交付印刷，当有特别用意”，“盖谱主回銮之后，因受列强追责及王鹏运弹劾等因，不利于人口，刊出家族‘忠贞’情形，可挽回一二”（1051-1052页）。
在《荣禄年谱长编》最终成书、临近出版之际，作者还在检讨“新出史料的收录情况不甚理想”，其主要是指第一历史档案馆最近公开的若干全宗史料，“2022年8月之后的新出档案，还是来不及收录”，又张剑先生等主编、凤凰出版社刊印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自2015年以来陆续推出多辑百余种，其中《翁曾翰日记》《张佩纶日记》《唐烜日记》都有关于荣禄的文字，“我也一度努力追赶，但实在应接不暇”（自序，第3页）。陈寅恪以为“考证之业，譬诸积薪，后来者居上，自无胶守所见，一成不变之理，但必发见确实之证据，然后始能改易其主张，不敢固执，亦不敢轻改，惟偏蔽之务去，真理之是从”（《三论李唐氏族问题》），以此语移视近代人物研究的史学工作，亦然。伴随着近代史料层出不穷的势头、以及近代史研究视角的不断拓展，学者自无“胶守所见，一成不变”之理，“荣禄研究”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课题。
赵阳阳、马梅玉整理：《唐烜日记》，凤凰出版社2017年
最后，还有一个特别想表达的意思。在原本就非常拥挤、而且越来越“卷”的中国近代史学界，王刚不是荣禄研究道路上的独行者，也同样面临“撞车”的风险。早在2011年，当得知马忠文先生也在以“荣禄与晚清政局”为题做博士论文，出于畏难心理，他甚至一度有“另换选题”的打算。至于荣禄相关史料集的蒐辑汇纂，广州的陈晓平先生也早着先鞭，粗具规模。但王刚最终还是“强硬着头皮往下做”，并且幸运地得到了学术同道无私的帮助。他在“自序”中交代：
2016年，马老师大作面世之际，他听说我在编辑荣禄年谱，随同新书寄来了不少资料。其中，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集的“荣禄传包”（内有《荣禄履历册》《荣禄列传》等）最为珍贵，弥补了我收集资料的空白。编辑“长编”期间，当我发现一些新的史料线索常向他求助，承蒙他赐来若干档案的全文。陈晓平先生收集荣禄史料，大约和我同时，2016年我去广州开会，提出和他合编荣禄年谱，承蒙他欣然俞允。之后，我们互换史料（陈先生当时收录的史料，也有80万字左右，很多是我没见过的），相约2019年编成。后来由于研究兴趣转向，他未能参与执笔，这是本书的一个巨大遗憾。虽然如此，论实际贡献，他们其实都是本书的共同作者。
这让我想起章学诚著名的“言公”之论——“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文史通义·言公上》）我又想起在朝局混沌、世风浇薄的魏晋时代，固然不乏郭象这样的“薄行”者将向秀《庄子注》窃为己有，但更有何晏见王弼注《老子》而不复注，郑玄听到素不相识的服虔讲《春秋注》“多与己同”而以自己的注稿如数相赠的故事。当然，在无比推崇学术研究的“主体性”“原创性”，极端强调作者的“著作权意识”，同时变相鼓励“卷得卷中卷，方为人上人”的当代语境下，挑起这样的话头显得迂阔、甚且不合时宜。然“共同作者”一言，提示《荣禄年谱长编》具著作主名而不擅著作主权，虽是谦抑的话，却仍让我觉得感动。现代“学术生态环境”严酷如斯，真正学人身上某些本质的东西、“学问至上”的风骨与风度依然在发着光亮，予人以鼓舞的力量。
附：《荣禄年谱长编》的几处手民之误
第112页：“金良”，当作“金梁”。
第26、60、246、289、331页：“祈景颐”，均当作“祁景颐”。
第409页：“驻日公使裕禄”，当作“裕庚”。
第535页：“刘秉章”，当作“刘秉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