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物分类上，猪属于哺乳动物纲、偶蹄目、非反刍亚目、猪科、猪亚科、猪属，猪属中包括野猪和家猪。
- 猪出现在地球上的时间要比人早得多。
从距今大约4000万年起，古代猪科动物在欧洲就有分布，到距今大约1500万年前，猪属动物在欧、亚、非大陆上有了相当广泛的分布。而人类在地球上出现的年代要迟得多。人类的祖先直立人和早期智人是在距今约450万~300万年前，由类人猿进化而来的。
2.现代野猪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大兴安岭、长白山区、黄土高原、西南山区以及华中华南山地丘陵地区。
一般认为，在我国境内野猪存在5个亚种，即台湾亚种、四川亚种、新疆亚种、东北亚种和华南亚种。也有学者认为，野猪在中国有7个亚种，分别是喜马拉雅亚种、新疆亚种、东北亚种、台湾亚种、江北亚种、华南亚种和印支亚种。
3.世界上野猪和家猪的起源是一个中心还是多个中心，一直是学术界长期探讨的问题。
李崇奇等（2005）用线粒体序列变异探讨了中国野猪的系统地理学。他测定了中国东北、华北及四川西部野猪72个个体线粒体控制区全序列，结合GenBank 报道的日本野猪（S.s.leucomystax）、琉球野猪（S.s. riukiuanus)的72个控制区全序列，分析了东北亚地区野猪的线粒体DNA变异及系统地理格局，比较亚洲家猪与欧洲家猪的起源。对欧亚大陆的238头野猪和31个家猪品种的102头家猪的cyt b序列变异进行分析，在家猪和野猪cyt b序列所有的序列中，共发现156个变异位点，定义了108种单倍型。
分析表明：
①欧洲家猪和亚洲家猪是经长时间彼此独立驯化而形成的，在欧洲家猪品种形成中有亚洲家猪基因渗透；
②欧洲大陆野猪是欧洲大多数家猪品种的直接祖先；
③亚洲家猪具有同一驯化中心，华南野猪可能为大多数亚洲家猪的祖先，韩国家猪部分品种在形成过程中可能受到中国家猪与欧洲家猪的共同影响；
④巢式进化枝地理距离分析表明，东北亚地区野猪由同一祖先经过长距离的迁徙而形成现生各种群（或亚种），现生种群具有显著的种群遗传结构；
⑤日本野猪与分布于中国东北野猪（S.s.ussuricus）间的亲缘关系较近，而琉球野猪与华北野猪（S.s. moupinensis)间亲缘关系较近；
⑥东北野猪与华南野猪亲缘关系很近，东北野猪可能是近期由华南野猪向北经长距离扩张而形成；
⑦朝鲜野猪（S.s.coreanus）并非东北野猪与日本野猪之间的过渡种群，朝鲜半岛可能并非大陆野猪迁入日本的通道；
⑧在冰期，亚平宁半岛为欧洲野猪的一个避难所，但冰期后该地区野猪并没有能通过阿尔卑斯山脉向欧洲大陆扩张，欧洲大陆野猪（S.s.scrofa）可能是南部小亚细亚或巴尔干半岛的种群向北扩张形成的。
但现代野猪并不是现代家猪的祖先，现代家猪的祖先是古代野猪。由于古代野猪的起源不是一个中心，现代家猪的起源也不是一个中心，而是由分布于地球各大洲（或地区）的古代野猪经人类长期驯化而形成的。
猪与人类的关系1.人类与猪之间紧密相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万多年前。
经考古发掘，继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开始驯化羊、犬之后，到了新石器时代前期，已经驯化了野猪。新石器时代是人类游牧转向定居方式的开始，使圈养成为可能。由于猪不会远离、产仔多、生长期短，因而在定居时受到人们的重视，促使猪比其他家畜更快发展。
人类最早饲养猪的目的是把猪作为一种食物储备，在严寒的冬季缺少粮食的时候屠宰充饥。这从我国河姆渡出土的许多幼猪骨骼中可以得到证实（王仁湘，1981）。
在远古的原始部族中，猪的饲养不但与农业的发展是并存的，而且在那原始混沌的人类记忆之中，猪还有一种“神圣”的意义，这种概念一直嬗递了几千年，直至近代的某些少数民族中依然存在（王仁湘，1981）。
猪在商代被大量用于祀典，这在甲骨文中可见到大量的辞例。豕是士庶以下普通平民的祭品，王室祭先王为庙祭，平民祭祖宗为家祭，以豕为之，陈豕于室，合家而祭，这就是“家”字的本意。
在封建社会时代，积肥是农民养猪的主要目的之一，“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是相传已久的农谚。早在西周时代，已出现各种青瓦猪圈，实施舍饲与放牧相结合的饲养方式。至魏、晋、南北朝，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要求猪的生长加快、早熟易肥，于是出现了阉割术，及“麻盐肥豚豕”等技术。
隋、唐以来，随着人口的增加，我国养猪的数量与规模不断扩大，养猪成为一种产业，有人畜猪以致富，因而称猪为“乌金”。及至明、清时代，养猪肥田，养猪致富已成为我国农村中不可缺少的一项产业。
2.人们提出发展瘦肉型猪是近半个世纪的事。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着战争结束，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大量增加，养猪业也迅速发展，猪肉数量增加，开始要求较多的瘦肉。不但要求猪的生长速度加快，而且要求瘦肉率高。因而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西方育种家把一些原为脂肪型的猪种通过杂交和选育变为瘦肉型的猪种。大白猪、兰德瑞斯猪（在我国称为长白猪）、杜洛克猪、汉普夏猪等瘦肉型猪迅速发展，广泛分布。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占世界养猪数量几近一半的中国开始步入市场经济，不但养猪存栏数和猪肉产量猛增，用于生产的猪的品种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量引入国外瘦肉型猪种，杜洛克猪×长白猪×大白猪杂交而成的“洋三元”商品猪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迅速推广。市场经济追求最大的利润，人们把猪看作是一种“产肉的机器”，工厂化养猪、高床饲养、早期断奶、漏缝地板、各种生长促进剂、高铜、高锌、兴奋剂、镇静剂、抗生素、激素等一切可以得到更多利润的手段都用上了，“生长更快、瘦肉更高、产仔更多、规模更大”成为养猪业中的一种倾向。
但是，大规模养猪业的粪尿污水对环境造成了污染，滥用各种饲料添加剂使猪肉中重金属、抗生素、兴奋剂等有毒有害物质的残留超标，危及人类健康，大量的“洋种猪”使猪肉颜色变淡、水分变多、口味变差，地方猪品种资源的大量减少与消失使猪种的遗传基础变得越来越窄，杂交变异与选择的范围变小。这些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思考。
3.回顾近100年的历史就会发现，地球上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之一是人口的大量增加。
2005年全世界迎来65亿人口日，与1900年16亿人口相比，几乎增加了3倍。与之相关的是养猪的数量也大大增加，2006年全世界存栏猪达到近10亿头，而1911年估计只有8000多万头，近100年内增加了10多倍。但是，我们只有一个陆地面积不能再增加的地球，全世界陆地总面积为13428万km，耕地只占陆地总面积的11.4%。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2009年，中国人口达到13.3亿（国家统计局，《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是1931年4.7亿人的2.8倍；2008年中国存栏猪4.6亿头，约是1911年4100万头的11倍。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资源相对不足。全国国土总面积960万km²，2006年有耕地面积13003.9万hm²（约19.5亿亩），人均耕地1.46亩（《中国农业年鉴》2007）。
人口的增长，加剧了人类正在全力对付的几乎每一个重要问题。人类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人不仅是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资源的消耗者。人类为了自身的增长与生活，需要发展生产，但其结果是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存出现了危机。
在地球这个生物圈内，人类的数量还要增加，养猪的数量也要增加。
人类和家畜的生存空间正变得越来越拥挤，这在中国更为突出。过分拥挤的空间，已经给人类带来多种人畜共患病和新的传染病，威胁人类的安全和生存。近年来发生的人一猪链球菌病和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就是很好的例证。家畜（禽）是人类最亲近的动物之一，家畜（禽）健康才能保证人类健康。在一个越来越拥挤的地球空间里，人类如果长期生活在一个不健康的家畜（禽）群体环境中，也很难保证人类自身的健康。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已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节约能源，减少碳的排放，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呼声。养猪业作为社会生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消耗能源、排放二氧化碳和产生沼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低碳经济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发展低碳养猪业已成为今后养猪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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